《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

　　唐代有作为的风流天子李隆基和倾国倾城的大美人杨玉环之间的爱情因为故事本身曲折离奇而极富传奇色彩，加之事关大唐国运，非同寻常，所以自故事发生时起就成为诗家关注的题材。清人张采田云：“杨贵妃马嵬之变，千古伤心之事也。唐人彰之诗篇，或嘲或刺，或怜或悯，美矣，备矣!”(《玉溪生年谱会笺》)其实岂止唐人，自唐代到今天，评论此事的作品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意蕴丰富的文本系列。

　　在唐贞元、元和之际，伴随着传奇小说的蓬勃发展，诗坛也出现了一些带有故事性、抒情性的长篇叙事诗，如元稹的《琵琶歌》、《连昌宫词》，李绅的《悲喜才》，刘禹锡的《泰娘歌》等等。被白居易归入“感伤”类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乃是这些作品中最优秀的两篇。①“一篇长恨有风情”，《长恨歌》创作史结束之日，便是其声誉鹊起的效果史开始之时。然而，中唐至五代的接受者有三种态度：歌女诵唱，选家不录，评家毁多于誉。这与不同阶层的接受差异有关，也可以说这是雅俗审美取向之别，白居易的诗歌主张突出强调通俗性和写实性，这点符合大众的审美，而对唐代选家和评家来说却认为其作品低俗，难登大雅之堂，所以《长恨歌》先是得到平民的肯定而后一点点升为“古今第一长歌”。

　　相传唐宣宗《吊白居易》诗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天宝后，李杨故事盛传民间。《长恨歌》的诞生，乃希代之事遇出世之才的结晶：故事哀感顽艳，情思缠绵悱恻，语言明丽圆畅，声韵和谐婉转;故歌女争唱，借以增价。

　　有唐一代，沉默的选家加严厉的评家，表明此作在当时只有流行性而无经典性，没有真正进入“理想读者”的审美视野。对这篇叙事杰作的艺术成就，诗评家毫无知觉，更表明当时尚未确立叙事诗观念。

　　两宋三百年是《长恨歌》接受史的第一个高潮。田锡成为北宋白诗的第一个知音，其《贻陈季和书》写道：“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把《长恨歌》置于经典地位。宋诗家评《长恨歌》：“无监戒规讽之意”。古文家曾巩首开其端，他把《长恨歌》、《津阳门诗》与《连昌宫词》相比，认为后者不独诗词富艳，且究治乱之由，故“稹之叙事，远过二子”(《潘子真诗话》)。北宋末张邦基《墨庄漫录》亦云：“予以谓微之之作过乐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稍后，洪迈《容斋随笔》认为：“……《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 “一篇不如数句”。唐人咏李杨故事者多矣，既有长篇歌行，更有短篇的律绝。在宋人看来，叙事详赡的《长恨歌》不仅不如“唱叹出之”的《哀江头》，甚至还不如寥寥数句的律体与绝句。

　　在明代《长恨歌》被推为“古今长歌第一”。滹南老人对白诗及叙事长篇的高度评价已见出转机，《滹南诗话》曰：“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此论上与宋人固见针锋相对，下为明代评家导夫先路。进入元、明之际，《长恨歌》问世已近七百年，时间使作品获得古典的威严，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思想领域呈现出活跃松动的态势。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它对广大汉族地区的占领和统治，明显具有民族掠夺性质。在这种大的环境下，各族人民既有斗争，更有沟通、融合。元朝立国，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得到确认。然而，儒学声势的显赫却掩盖不了其影响力日益下降的趋向，因为元朝统治阶级的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因此，佛教、道教，乃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

　　进入明代，王守仁“心学”和禅学的兴起，更进一步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冲击了圣经贤传的神圣地位，人们开始面向现实，注重用通俗的语言，真实而细致地开掘和表现人的心灵。而且，文学创作随着接受对象的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对现实，创作主体精神更加高扬，从而突出了个性和人欲的表露，这之间叙事文学达到全面成熟。评家便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这篇叙事佳作。明初瞿佑得风气之先，《归田诗话》曰：“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瞿氏针对宋人“长不如短”的偏见，力主“长短各宜”之说，赋予叙事长篇应有的艺术地位，进而认为《长恨歌》已臻长篇妙境。随着叙事诗观念的深入和对《长恨歌》艺术地位的认识，戏曲评论家何良俊进而对唐代歌行，尤其是叙事歌行作系统考察后写道：“初唐人歌行，盖相沿梁陈之体，仿佛徐孝穆、江总持诸作，虽极其绮丽，然不过将浮艳之词模仿凑合耳。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令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五《诗》二)。专家评说：此论标志着古代叙事诗批评的确立与形成。白居易叙事歌行的艺术价值在元杂剧中已得到重视。社会现实、历史传说和文学故事是元杂剧的三大创作来源。《长恨歌》以其感人心魄的故事和富于戏剧性的冲突，为杂剧家看好，改编之作络绎不绝。最具代表性的要说是白朴的《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取材于唐人陈鸿《长恨歌传》，题目取自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前人对此剧评价甚高,清人李调元说:“元人咏马嵬事无虑数十家,白仁甫《梧桐雨》剧为最”(《雨村曲话》)。此剧对清人洪�的传奇戏曲《长生殿》影响很大。《长生殿》又成为《长恨歌》接受史中的一个亮点。

　　尧斯说：“一种过去文学的复归，仅仅取决于新的接受是否恢复其现实性，取决于一种变化了的审美态度是否愿意转回去对过去作品再予欣赏，或者文学演变的一个新阶段出乎意料地把一束光投到被遗忘的文学上，使人们从过去没有留心的文学中找到某些东西。” ② 明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与《长恨歌》及《孔雀东南飞》等杰作的艺术价值的发现和艺术地位的确认，为尧斯的论断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中国诗歌接受史的实例。

　　《长恨歌》千年接受史，至清代三百年进入多元接受、诗学探索的更高阶段，这也是古代叙事诗批评深入发展的新阶段。清代是中国最后的一代封建王朝，一个少数民族贵族集团经过武力征服而建立的封建王朝。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到清代已经经过数度变迁，数度形态各异的辉煌，有着丰厚而多彩的历史积累，社会的和文化的种种背景，造就了有清一代文学独特的历史特征。举凡以往各代曾经盛行过、辉煌过的文学样式，如：诗、古文、词、骈文和新兴的小说、戏曲，大都在清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代兴亡说太真，诗骚论断总无因。”诗人们对李杨故事特别是马嵬之变的所有看法，都是仁智各见的一家之言。历史可能比诗人的想象还要复杂。不过这些见解无论高低优劣，都能给我们有益的启迪。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考察从唐代到清代乃至当代的重要文本，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中国人观念的进步，即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质疑越来越多，诗人们更看重个体的价值、爱情的价值，体现出人性解放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