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知道于丹是何许人，我听过她的讲座，没有佶屈聱牙的语言，没有艰深晦涩的典故，平静、和缓，一如她倡导从容、淡定，总体感觉比刘心武讲解连贯流畅。

　　偶得一本《于丹“论语”心得》，排版极其疏离，很快便通读一遍。早前看到过一些人反驳她，定位她“超女”，也许就因为她没有严谨的推理和精深的历史知识，很平凡地用平实、浅显的语言来讲。凡世间的伟大，多出自于平凡，央视的百家讲坛最伟大之处，在于把经典与百姓间构架了一座桥，百姓通过这座桥仰视博大精深的国粹，经典通过这座桥去视察涌动的百姓。然而，史学界泰斗朱维铮的确已经跳了出来，驳得于丹一无是处。

　　有人说于丹是“超女”，说她对《论语》缺乏最基本的常识，说她讲的是“知道”，不是知识，……我在想，知识的前提应该是知道，敏捷的思维，较好的语感，知识才得以传递和延伸！

　　易中天为这本书作了序，说孔子只有温度，没有色彩，没有色彩的色彩是灰色，灰色具有普适性。毕竟“易三国”是搞文学的，说得很艺术，我们也只能艺术地去理解，不然就成语病了！说孔子有温度，我想，从上个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后，孔子就降温了，红色年代时，曾一度打入冰窑，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百姓信仰多元化后，权欲者又回望远古，想借以使百姓回心归静，于丹火了，《论语》也有升温的迹象，有地方甚至不惜数亿烧钱祭祖，大兴复古之景，大兴复古之风，最开心的怕不只是那个出身悲贱的孔老夫子！有了先人板板的庇佑，何乐而不为呢！

　　《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由几个部分编辑成册，讲得头头是道，从古到今，凡国粹的东西，不外乎两大类，一是治国，二是修身，无论《论语》是否失真，于丹的《论语》就是二者兼备，也难怪于丹对之钟情。

　　“无言也是一种教育”。教育的方法可以用成语概括：言传身教。人是高等动物，人具备语言功能，所以比起动物只能身教而言，算是一种大大的进化。网友光年指责于丹现象为文化暴力，有些偏激，而今，又有几个如光年一样理智地去静思细想？！只是现在有许多选择，况且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人心进化得越来越复杂，复杂得很多时候，教育也得靠动物性方式，语言显得苍白，我们的后辈在学校里接受言传很多很高雅的文明，出生社会后，被前辈们身教弄得逆反，现实与理想剧烈冲突，后辈们多有被欺骗的感觉，付诸于行动便是彷徨与麻木，甚至与那种文明背离，怪不得他们！

　　《论语》能传承，是法治社会的产物，迎合了急需仁治的权欲者的口味，最终演变成一个教派——儒教。世上任何一个教派都代表着一个阶层的利益，为权欲者所用，否则，被判为邪教异类给予取缔。权欲者利用教条来维持经济秩序，进一步完善社会秩序的有序性，一定程度地显示公平与公正。北宋有一个不学有术的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到于丹这里又一次传承过来。我想，就是去掉了“修身”，用了治国的这一半。修身可以教化百姓，治国以管理百姓。《论语》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权欲者的教科书，理所当然要在央视告布天下了。

　　于丹说《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朴素、温暖。人类历史作证，任何一个教派都不会面目可憎，总是和蔼可亲，让人不觉地浸润其中。

　　于丹说神圣，神基本上是接近天空的，象李白，圣是接近土地的人，如杜甫。我却认为李白、杜甫都是人，既不是神，更不是圣，杜甫面对周遭的现实，一味地寄希望于权欲者，直白呼吁，呐喊却无济于世，如果杜甫能活到现在，不知他用是否还会不会呐喊他的茅屋呢？最大可能该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奈何天下流民横阶眠”。李白就聪明得多，把自己想说的，虚化后示人，难道虚化了就是神？！于丹还例举了创世纪神话的中西之别，西方是突变的，一下子就有了世界，中国是从容、和缓而值得憧憬的漫长过程。西方艺术重于直接和瞬间的释放，由此暴发快感；中国艺术讲究曼妙神思，让人脱离文字本身。原来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中国，从“创世神话”早就定论了！无怪乎中国是电视机大国，而不是电视剧大国，好好的名著，经国人打造出来当“催眠曲”，高，实在是高，很艺术，也有说法，把人家叫座的说成商业片，不艺术，原来，中国艺术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于丹说，中国哲学崇尚的是一种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西方哲学是以人与自然分离，追求自我，追求社会价值，塑造社会坐标中自我位置；中国哲学强调人与动物分离，强调平和、淡定的自我压抑，强调内敛，而且是在政治伦理框架下。西方哲学强调务实，中国哲学也强调务实，却是另类的务实。回过头去说，西方哲学不也是崇尚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且更逻辑之美吗？！

　　于丹又说，人对自然万物的态度是敬畏、顺应和默契。由此可以看出，于丹所传递的信息仍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秉持的共性，敬畏透射出奴性，顺应透射出丑低能，默契透射出乞望，奴性、低能和乞望便是权欲者最希望百姓所持的态度，看来，中国哲学发展到日益现代的今天还能升点温，不能不说是奇迹。

　　于丹特别指出，无兵不可怕，无食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还指出，看一个国家富不富强，除了看国民生产总值外，还要看幸福指数：老百姓觉得安全吗，快乐吗，对生活认同吗。说得有些绕，无兵能安全吗？无食能快乐吗？连安全和生活这最基本的都不能保障，会对生活人同嘛！快乐和幸福是从比较中来，往纵里比较，较之于历史或从前，往横里比较，较之于本土或国外。别急，于丹立马附上她要说的：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于丹是贤者吗？不是，她充当的角色，最多只算中国哲学的自以为是的修补匠，她恬淡和安宁吗？没有，就在粉丝涌现的同时，她名利双收！是人，就有欲念，这种欲念随着自我在社会坐标中得到满足后不断膨胀。现实中的百姓，特别是那些为生存奔命的百姓，更多的是关心生存，绝不会是于丹说得天花乱坠虚无的“画饼”！尽管如此，于丹仍很卖力教化百姓要将视力向外拓展世界，更强调向内发现内心！要人们深悟《论语》宗旨，教人快乐和内心安宁，甚至强调快乐与贫富无关，只同内心相连，她其实就是教化人麻痹，教化人们脱离现实在虚无中度日，安于现状，压抑自我，她这舍本逐末的提法，根本上违背了物质与精神双文明并举原则，走向了精神的极端，很有些尼采的劲头。于丹提出了理想的最高境界：安于贫贱，不馅媚求人，内心清亮快乐，这快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也不会为富贵而骄奢，要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她不厌其烦地深化赘述，教化世人，其实如同数学中的微积分求极限，是一种非常不现实的虚无的文学符号，让人存于内心来阿Q式自我平衡，对百姓而言，这种教化很可怕，也很危险，目的是让百姓无思想、无个性超现实如禽兽般苟活。世界大融合的今天，无异味于痴人说梦！于丹还在继续，她提出：一个人能够不被富贵的生活盅惑，又能在贫贱中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内心的快乐。她用递进式语言，潜润受众，“尊严”一词颇微妙。毕竟，有大智大勇者寡，更多的人为了生存，或生存得好一些，不得不馅媚求人，而很多权欲者就是要人求他媚他以显示其权威和自身价值，且屡屡得逞。不狱上而劝下民，真是舍本逐末至极。反过来细想，如果公平、公正了，也没必要让你于丹在那里吐血卖命了。好在，扬汤止沸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于丹例举出陶渊明来，在我看来，陶渊明也是一个并没有悬浮于世外、自我内心欺骗得麻木、消极的失意人，他也是自我欲念得不到满足，仅限于知县的小官，如果他也位极人臣呢？会不会怀才不遇的自我麻痹？如果他连生存都有问题，如何生活？是否还会“采菊东篱下”？还是否会有悠然之心去看南山的雅趣？于丹没有说，现实中，百姓没有不知道答案的。说得好听点，于丹是高雅，说得不好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