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国人常常被认为粗俗、野蛮、无教养，这很大程度要归咎于国民礼仪的缺失。”全国人大代表、广东长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苏耀荣日前发出感慨。苏代表提议：从国民道德教育出发，加快规范国民礼仪的步伐。并对一些具体的礼仪方式做了建议。

　　中国是传统的礼仪大国，对礼的崇尚曾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一个诸侯国因为失礼可能被夺爵去封；一位大臣因为行为不合礼法可能丢掉官职；虽贵为天子，语言行为不合礼法，可能遭到大臣的群起攻击，引发皇权危机：宋英宗时因“濮议”引发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党争，朝廷分裂，遗祸久远；明世宗时“议大礼”，天下读书人抗然相谏，慷慨赴死，父子相继……

　　时代已经不同，语境也不一样，当我们读到祖先对礼的那种近乎惊心动魄的尊崇，会觉得不能理解，但那确实是我们民族经典时代的真实情形，而我们民族也正是以这样的精神特征而获得了“礼仪之邦”的令誉。

　　二十世纪以来，传统价值遭到致命打击，所谓礼崩乐坏，“礼”首当其冲，具体的礼仪形式，被作为落后、不文明、欠发达国家的外在特征而被无情地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而同时，我们对西方的礼仪又并未恰当引入，即便引入，由于文化传统、体貌特征的巨大差异，学起来相当拙劣。记录片中我们看到，巴黎和会期间，当时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穿着不合身的西式礼服，滑稽地戴着比他的小脑袋大一倍的高筒礼帽，心神不宁地跟在西方大国外交家的屁股后面察言观色，这一形象很恰当地暗示了在欧洲中心主义支配下中国的悲惨命运；我们又一度热情洋溢地学习过粗野的俄式拥抱甚至亲吻，当身材娇小的中国同志被膀大腰圆的苏联老大哥抱着热吻的时候，感觉那时两国外交天天在上演“断背山”！而近来的所谓“唐装”，中不中，西不西，汉不汉，满不满，地主不像地主，管家不像管家，那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怪异服装，竟然僭称为“唐”，我们民族全盛时期的时代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