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中国礼文化

　　中国礼文化

　　中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其五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礼强烈地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重礼仪、守礼法、行礼教、讲礼信、遵礼义已内化为一种民众的自觉意识而穿于其心理与行为活动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及基本表征。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著名思想家颜元的“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尚礼则身亡”等都充分反映了礼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相伴而生、相伴而长。 礼之产生，可以溯到远古时代。首先它是人类协调主客观矛盾的需要。自然的人伦秩序是礼产生的最原始动力，人们为生存和发展相互依赖，逐步积累和自然约定出一系列“人伦秩序”，这是最初的礼，后又有“圣贤之人”如黄帝、尧、舜、禹等为“止欲制乱”而制礼，身体力行为民众做榜样，从而使礼在“维稳制乱”中发挥了作用，也正因如此，人们更加遵礼尚礼。其次，礼起源于原始的宗教祀活动。远古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低下，无法解释和征服自然现象与自然力，于是人们把关于人的灵魂观念扩大到他们所接触的自然界万物，从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开始用原始宗教仪式等手段来影响神灵，如祭祀、崇拜、祈祷等，期望以虔诚感化和影响自然神灵，以使其多赐福少降灾，原始的“礼”便

　　产生了。

　　结合文化和礼之起源，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

　　（一）礼之本意为敬神，后引申为表示敬意所应具有的态度，即礼首先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人对己的尊重和敬意时的态度。

　　（二）礼是一系列动作，是使内在敬意的态度外在表现化的动作。即通过一定的动作表达自己内心对人对己的尊重和敬意。

　　（三）礼是一种程式或仪式。通过多样性的仪式，表现出行礼人对人对己的敬意、爱戴和重视。

　　（四）礼还是用来表示庆贺或敬意的物品。

　　礼，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

　　核心提示

　　●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一个字，就是礼。礼是中国人一切行为的准则。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礼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对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离开了礼来谈中华文明，则无从谈起。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以衣冠文物标榜国家文明的特色，举世所无。中国人的治国方略，经过诸子百家的争鸣与论辨，最终走上礼治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在

　　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礼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对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我们学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对礼乐文明有所了解。

　　礼是“修、齐、治、平”的大经大法

　　周公制礼作乐，中国文化的底蕴从此得以确立，其后经过孔子及其弟子的弘扬，成为博大精深可以经纬万方的巨大体系，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

　　首先，天人关系属于礼。人如何顺应和利用自然，如何与万物相处，在古代中国都是以礼的形式规定下来的。我们读《礼记·月令》，上面逐月记载着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气象与物候的变迁周期，动物与植物的成长过程，社会生活的各种规范。要求人们爱惜森林资源，保护幼小动物。那时的人口比今天少得多，资源比今天丰富得多，但儒家已经意识到人与宇宙万物必须共存共荣的道理，这是何等的胸怀与卓识！

　　其次，国家典制属于礼。在中国文化中，制订符合道德理性的国家制度称为“制礼作乐”，好的制度被破坏了称为“礼崩乐坏”。礼是经邦治国的大经大法，无礼则无从措手，成为社会贤达的共识，有关的论述触目皆是，如《左传》引君子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孔颖达疏云：“国家非礼不治，社稷得礼乃安，故礼所以经理国

　　家、安定社稷。以礼教民则亲戚和睦，以礼守位则泽及子孙。”子大叔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荀子说：“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将礼譬之为治国的衡、绳墨、尺寸，乃是规范一切的标准。

　　治国理念的实现也必须通过礼。再好的治国理想、理念，只有通过礼仪，才能层层推进，逐步变成现实，这个道理《礼记》上说得非常清楚：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这段话的意思是，道德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没有礼就无法成就。教育民众，端正风俗，没有礼就不能完备。纷争辨讼，没有礼就不能判别是非。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的名分，是伦理的基础，没有礼就无法确定。班朝治军，居官执法，没有礼就没有威严的气象。祭神敬祖等，没有礼就无法诚敬庄严。一言以蔽之，没有礼就做不好任何事情。

　　礼治法治在“交锋”中决出主次

　　自古以来，治国之道就有法治与礼治之争，两者孰优孰劣，在先秦就有论辩。

　　我们先来看看法家的理论。战国时期的法家，前期的代表人物是商鞅、申不害、慎到，后期是韩非。商鞅重法，主张法律公开，严格依法行政，“法不阿贵，一断于法”，不管是卿相、将军，还是庶人，只要不听王命、违反国家禁令者，一律“罪死不赦”，主张“刑九而赏一”，多用刑，慎用赏。

　　申不害强调“术”，就是君王驾驭臣民的权术，要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使他们努力工作，不敢偷奸耍滑；同时要寡言少语，给人以高深莫测、无从捉摸之感，这样就可以掌控局面。

　　慎到也主张“事断于法”，官吏守法，人民为法所役使。同时，他又提出了“势”的观念。他说，尧如果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那他连邻居也使唤不动；他南面而称王了，才得以号令天下。因此，地位和权力特别重要，君王务必要很好利用这个“势”。

　　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其理论基础是人性好利。他说：种地很辛苦，为什么还有人种？那是因为想致富。打仗很危险，但还有人愿意去，那是想立功。造车的人希望人人富贵，那样就有钱去买他的车。卖棺材的人希望天天死人，那样他才有生意。他又说，臣下用效死力的方法与国君做交易，国君则陈列各种爵禄与臣下做交易，彼此之间哪有什么君臣如父子关系？都是在权衡这场交易是否合算。所以，君主要善于用“利”来调动臣民的积极性，使他们服服帖帖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