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山寨社会实践报告

时间:2021-08-31

关于黑山寨社会实践报告

  今年我们文学系和录音系的26名学生于2017年8月下旬至2017年9月初在北京的北部山区黑山寨乡进行社会实践。地点就是北京昌平明十三陵定陵风景区往北30公里左右的山坳里。

  黑山寨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板栗的生产,但是,板栗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就要上溯到抗日战争时期了。据说,那时,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实行“对华友好投资政策”,板栗因此得以在这片山坳里扎根,这里的居民也因此对板栗的引进者——田中角荣抱有好感。虽然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以侵略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但这里的人们并不看重这一事实。尤其是我们的房东关大爷,他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与姜文的影片《鬼子来了》的态度是一样的。我查过田中角荣的资料,他写了一本《我的履历书》(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这本书里将他在中国侵略的历史淡化到几乎没有。但历史证明:大和民族是最擅长篡改历史的民族。如果田中角荣现在知道这里曾经被他统治过的居民对他抱有感恩的态度时,那么他一定会重新再写一本《我的履历书》,加上那一段如何把板栗引进中国的历史。

  听关大爷对我讲,那个时候,田中角荣为了种植板栗,在这一带修建了好几座水库,并引入现代农业技术,铺设了大量的自来水喷淋设备,随时为板栗灌水。在修建水库的时候,关大爷的年龄刚满13岁,他也被应征到修建水库的队伍中。但他告诉我,日本人对这些来修建水库的童工非常友好,让他们少干活或是给他们白糖、面粉等食物,照顾他们。这就是关大爷在62年以后的记忆。我想让—位75岁的老人回忆13岁时的记忆是困难的。很多东西都可能遗忘了……所不能忘掉的恐怕只剩下那些家前家后天天可以看到的栗子树。试想,关大爷已经是这里辈份最高的人了,从他的嘴里传达出来的信息,有谁会认为是错的呢?而真正知道日本人是如何统治中国的人,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毕竟已经过去62年了,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而模糊。现在就是黑山寨中学的校长,以及黑山寨前党支部书记也是这样认为的。

  问题是栗子具体到底是怎么来到黑山寨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找到了的话,我就可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统治中国的,其最重要的手段和方法是什么?

  有关的资料显示,黑山寨这里只有一样东西是外来的,即核桃。核桃是在汉代传入中国的。而板栗呢?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载,板栗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果品,是中国农业最早栽培的果树之一,我国栽培板栗的历史悠久,是最早的栽培经济树种之一。西安半坡村遗址发现了大量栗类果实。按《诗经》里有关板栗的记载推算,我国板栗的栽培大约有二千至三千年的历史。《诗经?雅?小雅》中一首题为《小宛》的诗中有这样的一句:“据粟出卜,自何能觳。”这里的“栗”字指的是祭祀用的美食,这说明栗子是中国古人最重要的粮食,非常贵重。

  而北京正是古代盛产板栗的地区,《史记货殖列传》P578页记载:“燕、秦千树粟;蜀、汉、江陵千树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三国时陆玑的《毛诗草木鱼虫疏》里有:“五方皆有栗……唯渔阳、范阳栗甜美长味,他方悉不及也。”渔阳和范阳都指的是北京,在秦朝时期,渔阳指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密云县西南的地方,昌平的位置刚好处于密云县的西南侧,但也不好说一定就是黑山寨这里。范阳也泛指古代的幽州,在东汉时期的范阳没有明确地名记录,也就是说:陆玑没有明确标明范阳的地理位置。史书上明确记录范阳的,是从唐朝天宝元年起,把幽州改为范阳郡。但我们可以从史书的记载中清楚地知道,昌平地区是盛产板栗的,而且传供皇帝御用。《新唐书》卷39《地理》三就记录了在唐朝时,幽州产的板栗是给皇帝的重要土供品。

  好!现在回到正题,我的结论就是板栗在黑山寨的种植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绝不是田中角荣引进来的!更不是日本侵略者在帮助我们搞经济建设,侵略者永远都有侵略者的目的!关大爷所讲的“是田中角荣把板栗引入黑山寨”的.观点,就可以表明像关大爷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刚好是—种标志。这个标志表明了我们现在正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愈来愈疏远,我们从这个标志的身上看不到一点关于传统文化的痕迹。如果说关大爷的一生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没有机会学习文化是可以谅解的话,那么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几年的前党委书记为什么也同样认为是田中角荣把板栗引入到黑山寨这里的?毕竟这—观点是关大爷这样的长辈的嘴里流传出来的,这就是口头传说的力量!《诗经》、《史记》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和经典的著作,但是,为什么现在黑山寨中学的校长也会同样认同那个口头流传的说法呢?难怪今天很多人正与传统文化愈来愈疏远!这就是我在黑山寨社会实践中的深刻体会。

  那关大爷所说的是不是事实呢?他说没说谎呢?我相信他是诚实的,是真实的并有可能发生的。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为什么日本侵略者要这样?这一行为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从《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这本书就可以找出答案来。这本书汇集了从1993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及侵略要领。其中1937年4月16日由日本的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所做的决定:《指导华北的方针》就可以表明出来,日军在占领华北之后的统治重点在于“使该地区实质上成为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并有助于获取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为达到以上目的,目前首先主要把力量倾注于以华北民众为对象的经济工作……同时,首先专心致志于进行旨在使华北民众安居乐业的文化工作和经济工作,有利于达到我方期待的目的……”。1938年11月30日,日本的御前会议做出《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的决定。其中在调整日华新关系的重要项目中的第三项中的关于经济合作事项第三条指出:“在一般的产业方面,尽量尊重中国方面的事业,日本对此给予必要的援助。”其中该政策特别强调“帮助改良农业,以有利于中国民生的安定,并设法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该书P282]。日本侵略者的这两条决定有没有取得效果呢?答案是肯定的,取得了效果。在1941年4月10日,《华北方面军多田司令官的报告》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经济建设特别要谋求民生的安定,在开发取得国防资源方面不致发生缺陷,并且又使本军的独立自存有所提高。对于两者的调整安排需加以周到的考虑,把重点放在生产的增加和物资的流通上。而重点的建设地区仍然是模范地区,在指导时努力起用华人,吸收当地资本,近来已经逐渐出现这种情况,相信这确实是可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