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读后感4000字

《围城》读后感4000字1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失去目的，也不是说方鸿渐从来没有自己作过决定。追求唐晓芙和从报馆辞职，就是方鸿渐自己下的决心，但这两次决定都使他的人生更为失败。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方鸿渐会一点点失去意志力，为什么他的决定无益于他的个人生活？

　　从逻辑上来说，要考察一个行动为什么结果有悖初衷，首先考察这个行动的相关决定是否是在足够信息下做出的，其次考察是否是在足够的能力支持下实施的，再次考察外部环境是否对这个行动足够宽容。我们发现方鸿渐的两次失败问题都出在沟通能力不足上。

　　方鸿渐追求唐小姐，是因为她“是魔登文明社会里的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虽不尽然但叙述者对此也并末反对，所以方鸿渐的信息应该是足够的。而他追求苏小姐也好唐小姐也好在方家或周家都没有阻力，所以环境也足够宽容。只是方鸿渐无法与苏小姐沟通，并且无法向唐小姐解释。

　　与苏小姐建立关系，方鸿渐还扎扎实实是“体验欧洲生活”的游学生心理，尽管是在国内。苏小姐虽然是法国博士，但是去“兑换外币保值”的，是典型的中国女人——的一种。方鸿渐最后要躲在法语里说爱另外一个女人，而苏小姐自然用地道的中国话骂他。差异在这个层面上，怎么都解释不清了。

　　从报馆辞职一事，也是同样的情况。孙柔嘉并不是，至少不坚决是反对方鸿渐辞职。问题在于，方鸿渐已经厌倦这种生活，而孙柔嘉却正如鱼得水，甚至想把方鸿渐拉进水里。辞职所指向的，是他们俩对自己生活的一个基本评价问题。实际上，这两次决定的灾难性结果，与决定的正确与否无关，也与环境的宽容度无关，而是方鸿渐根本在价值层面上无法与别人认同。

　　方鸿渐与传统的中国社会——方家大族格格不入；与上海的洋泾浜社会——你我他小姐之流格格不入；与当时中国知识届的流行人物——李顾之流更是格格不入；包括与镀金留学生们——褚、曹之流还是格格不入。这些人代表了当时中国的“古今中外”，方鸿渐实在瞧不起他们，但他自己也是“心得全无”，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这简直是当时出路问题的一个缩影，管它古今之争、中外之争，还是古今之争等同于中外之争，总之是没有出路。而西洋的“好东西”，“一到中国就变味。”出路何在？

　　从作者的序言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很可能是作者创作的主旨。

　　方鸿渐不是没有作过努力，不过没有目的的努力只等于妥协。他一天天地志气消磨——不过似乎他也并没有什么志气，说骨气消磨也许更准确——从上海逃到三闾大学，又忍气回上海，又想忍气受赵辛楣之荐进内地，国家危机深重，归国之后个人的生活也与日俱下，归根结底一句话：社会没有目标，个人没有目的，都陷于混乱、破碎、危机之中。如果要说本书的主题，那么这就是：混乱和破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内的人想冲出来；如何解决——什么是我们的城？我们要进去还是出来？最终，这是一个目的/价值的问题。

　　破碎感来源于无目的性，无目的性来源于价值问题的'混乱和虚无。方鸿渐，可以说是在“古今中外”之间寻找着的一个失败的游魂，最终体验到生活的破碎。可怜今日虽然家国忧患不再，我们的漂泊迷乱一如往昔。

《围城》读后感4000字2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而城里的人想冲出去。”这据信是《围城》书名的来由。

　　不清楚自己是在城里还是城外，因为这个“城”无非是比喻人的处境。

　　除了几个高僧不会再有人对自己的处境从头至尾地满足，既便是“就地坐下来”也期望着“音乐从空隙中涌出”。何去何从，看各人对其处境的理解，更看各人的欲望。欲望在时间中延伸，就构成了目的。可以说目的是我们对时间的承诺，也是我们对时间的功利地度量。

　　没有明确的目的，行动就失去了在时间中的价值，尽管这可能反而更凸现了这个行动纯形式的美，用与美在我们心中往往是对立的；而没有共同的目的，一切行动，包括这些行动合成的事件，自然也是断裂的。《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不幸正是一个没有明确目的的人，他的眼中，或从它的经验中，倒更可以看出世界的破碎来——包括他自己内心的破碎。

　　书中有一个比喻：“这好像开无线电，你把针在面上转一圈，听见东一个电台半句京剧，西一个电台半句报告，忽然又是半句外国歌曲啦，半句昆曲啦，鸡零狗碎，凑在一起，莫明其妙。可是每一破碎的片断，在它本电台广播的节目里，有上文下文，并非胡闹。你只要认定一个电台听下去，就了解它的意义。”这是方鸿渐在议论它和孙柔嘉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在议论自己的人生。他倒没有想到孙柔嘉不是自己所认定的，他认定的——倒还真不敢说是认定呢——是唐小姐，不过，这认定只证明了断裂，因为他和唐小姐并没有因为目的的明确而相知，进而相爱，他们俩的目的并不一至。唐小姐望着雨中的方鸿渐是否有一点点爱情呢？这已经不重要，方鸿渐抖一抖身上的水走掉了。唐小姐窗边的柔情和此后“宁可忍痛至于生病”，方鸿渐的失神落魄，恐怕难用误会两字来嗟叹，只是结果扮成了误会而己。误会也是一种断裂，被认为可以接补的断裂——但其实我们总以为只是误会而己。

　　这时候，勿宁说“臂如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睽隔的渺茫。”这已经几乎是宿命了。

　　我不知道说此书描写了人世宿命般的断裂感是否是作者的本意，也难拟定本书的主题——用一个概念来浓缩一件复杂的艺术作品总是一件牵强的事，艺术多少有着游离在概念之外的东西，要用无数的字词、色彩、线条、声音搅到一块，桶和搅拌这个场景才是艺术最迷人——也可能是更本质的地方呢。

　　在《围城》的最后：“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一一搬出来细数……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杨绛女士认为这一段令人荡气回肠，而我左思右想，也只有时间能嘲讽和超脱破碎的生活——嘲讽和超脱给我们带来理性和安慰。这里实际上是用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反写了那个兜圈子的比喻（原形？）——比喻方鸿渐在境况上又被抛到了城外，又回到了自己的破片上。

　　这也是钱钟书先生在《围城》全书里唯一处抛开叙述者冷静的观察和议论，直接流露出隐含作者“忧世伤生”（杨绛谈《围城》写作所言）的一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