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天津城市文化的蒙古族因素的论文

　　天津地区是我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接合部，自有宋代起，随着中原王朝的势衰和北方民族的崛起，天津地区成了两种文化冲突、角逐前沿。天津地区曾相继处于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的统治之下，使其城市文化融入了大量北方民族的文化特质，其中蒙古族对天津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不论是范围、强度和深度来说都是空前的。然而有关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却极为鲜见，本文利用有限的历史资料和相关成果，以蒙古族与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切入点，从槽运、储粮、屯田、商业、民俗等方面来阐述天津城市中的蒙古族因素，揭示蒙古族文化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1206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元太祖元年)，大漠南北处于女真人统治下的三十靴靶统一在蒙兀室韦的杰出首领铁木真的摩下，建立了大蒙古国，并以此标志着给予中国乃至世界以巨大影响的民族—蒙古族的形成。蒙古族刚一形成，恰逢大金国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中，蒙古族敏锐地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展开了反抗金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并取代女真人的斗争，从而使蒙古族与天津地区有了最初接触的机会，也促使天津城市的萌芽状态。

　　刚刚形成不久的大蒙古国，在成吉思汗的统领下，建立了军队、设置了管理机构、颁布了法律、发展了经济，并相继征服西夏及维吾尔等地，国势大增。1211年(金大安三年、元太祖六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一路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二月出兵，九月攻入居庸关，十月就来到了金中都燕京城下，虽没能攻下金都，但掠夺了包括天津蓟县在内的金中都周边各地，沉重打击了金朝的统治，动摇了金国的根基。

　　1213年7月(金至宁元年、元太祖八年)，蒙古大军再次伐金，利用金国朝廷内部动荡的机会包围中都燕京，同时分三路对周围千里范围的金国各州县进行大规模的攻伐劫掠，逼迫金廷于1214年3月(金至宁二年、元太祖九年)纳贡求和。蒙古撤兵后，中都周边已是赤地千里，遍地废墟，金国都城难以维持，金宣宗只好让太子留守中都，于当年5月迁都汁梁。同时金廷为了维持中都周围的统治，一边大力筹建地方管理机构，一边对在抗击蒙古军队攻掠中有功的官吏加官进爵，天津地区就是这个时候被设置了“直沽寨”，而梁佐、李咬住也是这时被金朝赐姓完颜、晋职为都统和副都统的，所以蒙古族的压力促成了天津早期城市的萌芽。

　　金廷迁都后，中都空虚，这让成吉思汗看到机会。1214年6月(金至宁二年、元太祖九年)，蒙古大军入古北口，重新围攻中都燕京。7月，金太子逃回汁京。1215年5月(金至宁三年、元太祖十年)，金中都留守元帅自杀，燕京官兵投降，蒙古军队实际控制了燕京及其周边各州县，天津地区也就相应地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

　　1233年(金天兴二年)，蒙古大军攻陷汁梁，翌年金哀宗自杀，金亡。1239年，蒙古军入藏。1247年，吐番藏传佛教萨迎派首领率部归服蒙古。1253年，蒙古军入云南，破大理。1254年，又破善阐(昆明)，灭段氏大理。1271年，建元朝，定都燕京并改其名为大都。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杭州)。1279年，南宋亡，元朝统一全国。

　　元朝统一全国后，效仿中原王朝建立政权机构，录用儒臣，提倡儒学，扶持农业，安抚臣民，使国家逐步稳定和发展起来。

　　天津地区归入元帝国后，元朝政府强化了对天津地区的行政管理，使其裴南重地的作用进一步突出。海河以南的靖海县属河间路，归清州管辖;海河以北属大都路，其中宝低县归大都路总管府，渔阳县归蓟州，武清县归廓州管辖。元朝定都北方，需要把全国的财物源源不断地运往大都，为此元政府在天津地区先后建立了接运厅、临清万户府、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镇抚司等管理保护海、河槽运的众多军事机构，并在沿河地区设立了直沽广通仓、仓上、南仓、北仓等仓储基地。1316年(延佑三年)，元政府在三岔口地区设置独立管理海河地区的行政机科犷一一“海津镇”以取代金朝的“直沽寨”。海津镇的设立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天津城市的基本形成。

　　元朝实行带有明显民族歧视的统治制度，使元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以红巾军为主的农民起义遍布全国，元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358年(至正十八年)，红巾军一部挥军北上，2月占沧州，3月经直沽攻陷蓟州，直指大都，次年虽兵败退走，但此次起义还是沉重地动摇了元朝的统治。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再次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克德州，取长芦，占直沽海津镇，沿北运河北上，在河西务大败元军后，直取通州，围攻元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天津地区正式纳入明朝的管辖范围。

　　13世纪中叶，兴起于东北地区的蒙古族，用铁蹄横扫中原。1271年，元世祖吞并金国，不久灭掉南宋，在大都(今北京)建立君临全国的元王朝。为调动全国的物力、人力为己所用，元朝十分重视河、海槽运，使天津成为江南上达京师大动脉的重要节点，促进当地槽运、商业贸易的更加繁荣。为屏藩京师，这里又成为屯田与驻军的要地，其经济与军事地位大大超过金代。

　　元初，由于北方连年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令元朝“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政府为解决中央庞大的消费需求，在承继金代运河槽运的同时，始开海洋槽运。1282年(至元十九年)，元廷命上海总管罗壁、朱清、张暄等人造平地海船60艘，运粮46000余石，船队经过千难万险，于第二年从海道至京师，开海洋槽运的先河。此后，海运量逐年增加，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达57万石，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超150万石，1308年——1313年(至大皇庆年间)增至200万石左右，1319年(延裕六年)之后每年海运槽粮增至300万石左右。自元世祖用伯颜之言，岁槽东南粟，由海道以给京师，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历、至顺，由4万石以上增而为300万石以上，极大地满足了元王朝的物资需求。这些经海路槽运的物资在进入元大都之前，要在直沽三岔口地方交卸转运，就是把物资从大型海船上卸下，改用小型河船沿北运河北上运抵大都。元代王憋德《直沽》一诗中的“东吴转海输粳稻，潮来集万船”道出当时直沽繁忙的景象。各种槽船在三岔口一带聚泊，连墙万艘，水手云集，不仅运来了江南的粮食和物资，还构成海津镇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