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趋势论文

　　根植于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中、西方体育，在各自不同环境下经过长期的发展，表现出迥然相异的特性，但二者之间也不乏相互借鉴、补充的成分，恰如太极的阴阳两仪，此消彼长，互斥互补，如今正殊途同归……。基于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而互斥的传统文化，对于完整性地描述身体活动的过程，认识其本质，进一步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理解人生真谛极具互补性，缺一不可。面对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热潮，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悲叹过去，而是要试图在这种文化交融出现的极不平凡的多样性中发现某种统一的线索，通过寻求秩序与混沌之间的古典和谐，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的和谐，以唤醒深藏在文化中的原始冲动和创造性。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无论从数量、种类、特征上都堪称世界之最，是一种深厚的古文化遗存的积淀。从现代与未来科学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它们，富有活力，富有创造性，具有文化蕴涵和生命魅力的一面，正是当代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目标之一。“民族传统体育”的萌生与现代体育的成熟在人类文化的原始积淀期，现在分得很清楚的门类是混在一起的。因此，在某种对象中，可以发现诸种成分宗教、艺术、教育，当然还有体育，他们是混沌的、朦胧的，具有萌芽和本源的意义。“混沌”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指宇宙之初尚未分化的状态，不同时代产生不同的混沌观，代表了人们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人类早期萌生的“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西方体育并非产生的文化基础不同，不过是人类身体运动文化在农耕文明与工业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通过长此以往的习练和竞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和区分有了这样一种判断：前者侧重内修（此说是书斋式冥想的形态描述，不解决任何问题），后者表现外竞。

　　二者不是一种“对抗”的关系，而是混沌与清晰的两种状态。只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二者在“碰撞与融合”中保持着“共存”状态，官方倡导的一方会强势一阵，此起彼伏而已。梳理和辨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和体育的发生及其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是以军事武艺为主干，以保健养生为经络，进而形成各地村落中汉族民间乡土游戏与类似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两大特色。

　　军事武艺的实用性，对兵器的依赖与拼杀格斗对个人体能技术的要求，在古代战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然而，自从中国成为统一的大国，武艺就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秦始皇战胜各国的利器是弩箭。汉代以后，制的戟、矛并用的长柄格斗等冷兵器显示了作战威力，但最终被火器所取代。武艺在军中虽受重视，但决定战争最终胜利的要素还是更加重要的武器。

　　明、清时期，镖局与绿林兴起，构成武林“江湖”。当时镖局的格局基本是由武术世家具有血缘关系或模拟血缘关系的师徒关系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立经营的商业组织（群体）。镖局镖师千里走镖的本领通常是以高强的技术（功夫）作为支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镖局引进社会上道德高尚、口碑好且武艺兼备的人入镖局，通过走镖行侠仗义，为民除害，进行救国救民活动等，深受社会认可，使得武艺在民间具有了广阔的空间和旺盛的生命力。

　　20世纪，武艺以“武术”的名义，从杀人之技转变为健身之术，发展到今天，主要是作为一项体育运动造福于人类。武术、摔跤等民族体育活动形式，通过提高民族体质和搏斗技能促进了民族军事的发展；具有健身和娱乐价值的民间舞蹈、游戏等民族体育活动形式则成为人们放松和娱乐的基本手段；民族宗教活动的部分祭祀活动、民族艺术活动中身体表现形式极其鲜明的健身舞蹈和身体活动性游戏，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纵观人类文明史，摆脱原始野性是文明人类的向往与追求，将搏打厮杀进行“艺术化”的包装，将“行侠”演绎成为侠义文化，将武术打造成富有健身益寿、娱乐欣赏、攻防技击价值的文化精品，体现出武术文明的文化艺术价值。随着以武术为主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深入和理论建设，于是便有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兴起和学科的设立。现代体育研究空间与东方学者的尴尬近代以来，中国人需要也正在吸收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优秀成果。中、西文化与科学的冲撞、对话与交流尽管难免错读、误解、牵强附会，但终会使双方从对方的文化资源中获得应有的启迪和补充。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近代体育亦成为文化前进的动力，自然科学冲破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并逐渐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独立出来。随着各个社会阶段的科学水准、宗教的态度和政治的因素，并依当时社会所需要的形式而形成，近代体育和现代社会所持有的必要形式有很多不同。

　　西方体育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成熟，西方体育的科学规范化已成铸型。换言之，经历西方科学主义浸淫的现代体育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已经反复检验，几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精密产品。西方体育正式地大规模传入中国应该是19世纪末，晚清洋务派兴办军事学堂作为训练手段的“兵操”，教官聘自英国和德国。20世纪初的《钦定学堂章程》改为“体操”，大批青年赴日本求学。随后，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把运动会及球类项目推广至中国，新文化运动官方新学制把“体操”改称为体育。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上学的人大多都知道田径、体操、游泳、球类……二战后，苏联的体育模式传入，除了把体育作为政治工具的作用强调到极端，仍然全都是西方文化已浇铸成型的产物，直至今日，“奥运争光”仍然是最明确的目标。

　　20世纪50年代，随着“原始传统部落”的快速现代化，以原始文化为研究核心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也随之开始分化与扩散。一些在西方留学的学者回到自己的国家进行本土化研究；部分人类学者开始结合文献与民族志资料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些学者开始通过部落文化研究探索在现代化进程中原始部落的.调适与改变；一些研究者在“田野”的基础上开始关注部族身体游戏，试图用新的眼光诠释这些文化，即中国学者所谓的“民族体育”。在我国，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热潮出现于改革开放初期，在其后的10多年里主要是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族研究学者更多的是把目光投入到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借鉴、运用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