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体别解论文

　　一般认为，“荆公体”是针对王安石后期的诗歌风格而言。它的诗歌载体主要是以绝句为主，艺术风格上则寓悲壮于闲淡，雅丽精绝，脱去流俗，锻炼精巧等等。近些年来，也有学者从王安石的诗艺发展、政治生涯、晚年心态、思想转变等等方面追溯“荆公体”形成的原因。一些流行的文学史著作也接受了他们的论断，如“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系列中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三章第四节《王安石的诗歌》便说：“后期王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写景抒情的绝句，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诗坛上享有盛誉。……从宋人的这些言论来看，人们称王诗为‘王荆公体’，主要是着眼于其晚期诗风。”其实，所谓的“(王)荆公体”也好，“介甫体”也罢，它们最初指称的都不是王安石后期的诗歌风格，其载体也不是他晚期的绝句或古体，它指的仅仅是集句创作。集句创作，向来被认为是一种游戏之举，并无多大文学价值。后人之所以对“荆公体”发生误读，除了望文生义外，还由于受到了传统诗论的影响所致。以下笔者将对“荆公体”的内涵略加考辨。

　　在讨论“荆公体”时，研究者们大都是从严羽的《沧浪诗话·诗体》开始的。严羽在“王荆公体”下自注道：“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在此，严羽并没有说明“王荆公体”的内涵，也并没有点明“王荆公体”便是指王安石的绝句，而仅仅是罗列出这一诗体而已。莫砺锋教授以为“王荆公体”一词首出严羽，似未妥(《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期《论王荆公体》)。因为早在北宋后期，江西诗派中的洪刍便已经提及“荆公体”了。《老圃集》卷上“七言古”中有《戏用“荆公体”呈黄张二君》一诗，全文为：

　　金华牧羊儿，稳坐思悠哉。谁人得似张公子，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长夏无所为，垒曲便筑糟丘台。古今同一体，吾人甘作心似灰。南方瘴疠地，郁蒸何由开。永日不可暮，渴心归去生尘埃。人生会合安可常，如何不饮令心哀。张公子，时相见，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只愿无事常相见，有底忙时不肯来。

　　王安石改封荆国公是在宋神宗元丰三年九月，就笔者管见，洪刍似乎是宋代最早提及“荆公体”的诗人。这首诗的标题是“戏用荆公体”，从洪刍模仿的诗歌文本来看，他所谓的“荆公体”实际上指的是“集句体”。而他所写的这首诗，正是一首标准的“集句”诗，也即宋人所谓的“百衲”体。整首诗歌全部是洪刍引用前人的诗句堆积而成，并非自己的原创。兹考如下：首句“金华牧羊儿”，出自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的“金华牧羊儿，乃是紫烟客”。次句“稳坐思悠哉”出自杜甫《放船》诗中“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字句稍有不同，或与所见版本有关。第三句“谁人得似张公子”出自王安石《赠张轩民赞善》中的“谁人得似张公子，有底忙时不肯来”，后句亦为洪刍用为此诗的最后一句。第四句“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出自韩愈的《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上钱七兄阁老张十八助教》。第五句“长夏无所为”出自杜甫的《课伐木》中的“长夏无所为，客居课奴仆。清晨饭其腹，持斧入白谷”。第六句“垒曲便筑糟丘台”出自李白《襄阳歌》中的“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第七句“古今同一体”出自杜甫《狄明府》的“大贤之后竟陵迟，浩荡古今成一体”。第八句“吾人甘作心似灰”出自杜甫《曲江三章》中的“比屋豪华固难数，吾人甘作心似灰”。第九句“南方瘴疠地”出自杜甫《梦李白》中的“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第十句“郁蒸何由开”出自杜甫《夏日叹》中的“朱光出厚地，郁蒸何由开”。第十一句“永日不可暮”出自杜甫《夏夜叹》中的“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第十二句“渴心归去生尘埃”出自卢仝《访含羲上人》中的“辘轳无绳井百尺，渴心归去生尘埃”。第十三句“人生会合安可常”出自杜甫《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中的“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线”。第十四句“如何不饮令心哀”出自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中的“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第十五句“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出自杜甫《短歌行》中的“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第十六句“只愿无事常相见”出自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中的“当时得意况深眷，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最后一句已见上。

　　那么，为什么洪刍把“集句体”称之为“荆公体”呢？这是因为，“集句体”的产生虽然现在仍然众说不一，或谓起于六朝，或谓起于宋初，但是在宋代，许多学者却认为，这一独特的文学体式的创始人是王安石。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载：“荆公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韵，皆集合前人之句，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后人稍稍有效而为之者。”《蔡宽夫诗话》云：“荆公晚多喜取前人诗句为集句诗，世皆言此体自公始。”即使是对此稍有异议的，也都承认“集句体”是在王安石手中发扬光大，而王安石最工此体。蔡絛《西清诗话》谓：“集句自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著。……至元丰间，王荆公益工于此。人言起自荆公，非也。”周紫芝《竹坡诗话》谓：“集句近世往往有之，惟王荆公得此三昧。前人所传……非不切律，但苦无思尔。”由于王安石晚年的集句创作相当频繁，而且质量很高，所以时人都往往以为“集句体”滥觞于他，于是便以他的封号或名字名之。此外，集句的创作虽然在北宋后期颇为风行，但许多人却以戏谑之技目之，视之为游戏、小道。陈师道《后山诗话》载：“荆公暮年喜为集句，唐人号为‘四体’，黄鲁直谓正堪一笑尔。”《宋稗类钞》卷二十二载：“晁秘监美叔以集句示刘贡父，贡父曰：‘君高明之识，辅以家世文学，何至作此等伎俩，殊非我素所期也。’”这也是为什么洪刍要在“荆公体”的前面加上一个“戏”字的缘故。 除了“荆公体”的称呼之外，宋人也常常以王安石的字“介甫”来命名“集句”这一比较特殊的文学体式。比如，李纲《梁溪集》卷二十一《胡笳十八拍》序谓：“昔蔡琰作《胡笳十八拍》，后多仿之者。至王介甫集古人诗句为之辞，尤丽缛凄婉，能道其情致，过于创作。然此特一女子之故耳，靖康之事，可为万世悲。暇日效其体集句，聊以写无穷之哀云。”所谓“效其(介甫)体集句”，正是宋人以王安石的字来指称“集句体”的印证。一直到南渡以后，宋人依然保持了这种习惯性的称呼。如南宋喻良能《香山集》卷十五《读韩诗有感用“介甫体”》谓：“少陵无人谪仙死(原注：《石鼓歌》)，吏部文章日月光(原注：《沿流馆诗》)。半世遑遑就选举(原注：《赠侯喜》)，十年蠢蠢随朝行(原注：《和卢郎中》)。”所谓的“介甫体”，也就是洪刍所“戏用”的“荆公体”，也即“集句体”。但尽管喻、洪两人都是在写作“集句”诗，二人所作还是稍有不同：洪诗中的各句都未标明出处，而喻涛却比较诚实一些，一一标明。事实上，由于集句这一创作体式是在王安石手中发扬光大的，而且在士人群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当时或后世的诗人在创作集句时，往往便自称是学习、模拟王安石，而在“集句史”上，王安石则处于一种开山祖师的地位。如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十六《跋王慎中胡笳集句》谓：“湓城王寅慎中，拟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牟《牟氏陵阳集》卷十二《厉瑞甫唐宋百衲集序》谓：“(集句)实始于半山王公……四明厉君震廷瑞甫，博学工诗，尤喜集句，合异为同，易故为新，大抵效半山而自有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