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中徐文长人物的负面行为探析论文

　　徐文长作为一个“箭垛式”文人型兼官宦型的机智人物，整个民间流传的故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前半叶，主要表现其坏的、恶的一面，后半叶，转向表现其好的、善的一面。研究者更多的是从社会现实与主流意识出发，注重从阶级斗争、社会批评等角度来进行诠释，把他看作是民间的英雄，展现更多的则是徐文长性格中多智聪明、幽默诙谐、惩恶扬善、爱国爱民、蔑视权贵、对抗恶势力、同情弱者、富有正义感的一面。

　　关于徐文长性格中小混混式戏弄小贩、吃粪解毒、调戏妇女等负面性故事虽被许多研究者多次提及，但深入进行研究的文章还是较少，台湾东吴大学鹿忆鹿教授的文章 《从徐文长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文以民国时期林兰先生搜集整理编辑的 《徐文长故事集》、 《徐文长故事外集》 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将鲁迅先生笔下的小说人物阿Q与徐文长作比较，认为以徐文长为代表的机智人物性格中表现出来的负面行为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如出一辙，表露出来的都是麻木的国民劣根性。文章将不同地区不同人物相同或相似的“机智”行为对比，探讨了他们这些行为背后精神上的相似之处，并上升到国民性的高度，角度新颖，观点犀利。刘守华教授在 《去粗取精话非遗———从徐文长故事说起》 一文中就对此文提出讨论，从徐文长故事的复杂性出发，提出在非遗的研究评审中就需本着激浊扬清、去粗取精的科学态度，涤荡“国民劣根性”之遗留，对其有肯定也有批判。

　　笔者将从这篇文章出发，深入剖析徐文长性格中爱恶作剧、故意设计玩弄小贩、和尚、亲友，调戏妇女的一面，为全面认识民间徐文长和推动徐文长故事的传播和传承提供借鉴。

一、民间视野中徐文长性格中的“痞气”

　　徐文长痞里痞气，纯故意耍弄小聪明恶作剧的故事主要来自民国时期采录的素材。鹿忆鹿教授的文章 《从徐文长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 正是从这个时期的故事内容出发，深层次地分析了徐文长身上潜在的国民劣根性。

　　首先，文章剖析了一连串机智人物相似的“机智”行为 （损人不利己的举措，欺骗或捉弄小人物） 背后的原因，即认为他们在精神上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并将这种相似点与鲁迅先生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结合起来，进而批判徐文长性格中的此类负面“机智”行为就是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显现，透露出了国民的奴性和劣根性。作者并不是将徐文长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体，而是透过不同时空不同地域文化中众多机智人物故事的相同点，发现个体在生存中所体现出来的群体在精神上的麻木与缺失。分析的论据时间跨度较大，空间分布较广，说服力很强，给人见血封侯的感觉，利落，深刻。

　　将徐文长和阿Q联系起来，此篇文章并不是首创。早在1985年，吕洪年在其文 《关于徐文长故事》 中就认为徐文长这类的负面故事和阿Q一样，虽然宣扬了“精神胜利法”，但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难看出，徐文长成了阿Q的祖先，阿Q 身上体现出来的国民劣根性也是徐文长式人物的“文化遗迹”。此时的徐文长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人物形象，他从整个的徐文长故事里抽离出来，又被众多的机智人物负面故事缠绕，成为一个机智人物负面“箭垛式人物”，他的故事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类型性。这就可以说，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并不是阿Q的独创，而是从千千万万个徐文长式的机智人物负面故事中间遗传下来的。就这把阿Q和徐文长在理论上建立了某种“臭味相投”的联系。文章的确有其深刻性，直接深入到国民的本性，关注到国民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剖析人性的遗留。

　　阿Q和徐文长的联系似乎具有某种必然性。绍兴是徐文长故事的起源地与集中地，也是鲁迅先生的故乡。笔者推测徐文长故事有对鲁迅先生塑造小说里的阿Q式人物起过作用也是不无可能的。鲁迅的时代也恰是徐文长故事在绍兴盛行的时期，在很多作品 （《狗·猫·鼠》、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等） 里，鲁迅就曾提到过他在年幼时喜欢听大人们讲民间故事。然而，鲁迅对民间故事中的徐文长却嗤之以鼻。鲁迅在日记里提到，北新书局主持人李小峰从1924到1925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四次送 《徐文长故事》 给他，但大都很快被他转送给了别人。他在 《伪自由书·从幽默到正经》 里把提倡“幽默”的人讽刺为“洋徐 文 长 ”，在《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 里也把徐渭当作反面教材。鲁迅为何对徐文长这般厌恶，只要把徐文长和阿Q联系起来思考，也就不难理解了。鲁迅深恶痛绝他们骨子里表现出来的麻木的国民劣根性，而“精神胜利法”就是这种国民劣根性最好的伪装形式。虽然徐文长有时通过自己的小聪明、小手段、小谋略去捉弄、欺骗无辜之人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但他和阿Q在心理上是一样的，急需通过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偏偏体现在强者欺负弱者或自欺欺人上。

　　所以，徐文长性格中的“痞气”似乎与生俱来，它隐藏得太深，甚至深到民间百姓无法感知，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民间市井大众喜爱听这方面的故事，或许就是因为它深得这般接地气，与百姓日常心理一拍即合，不仅是下层民众情感的宣泄口，也是其生存权力的表达方式。

二、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完美结合

　　当研究者把阿Q和民间徐文长联系在一起思考时，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把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结合起来了。笔者认为鹿忆鹿教授文章最为出彩的地方某过于将作家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和民间文学中的故事形象完美结合，结合的契合点就是通过“精神胜利法”表露出来的国民劣根性。

　　通过鲁迅先生的小说 《阿Q正传》，“精神胜利法”成为了阿Q的标签，标志着国民软弱性、妥协性和奴隶性的残留，揭示了社会统治阶级的残暴和社会的黑暗。鲁迅先生在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中就提到其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揭示病态社会里病态以及不幸的人生，“引起疗救的注意”。阿Q这个人物形象通过一系列“儿子打老子”、调情吴妈、戏弄尼姑、“被迫害妄想症”等小混混、流氓的行径就成功地表达了这个目的。民间盛传的徐文长 《弄父出屎》、 《吃茶上当》、《设 法 接 吻》、 《买 柴 一 根》、《杀妻坐监》 等故事与阿Q的行为根本就是一样的。所以，徐文长们是一种表象，但百姓看到的感受到的也只是表象，多用于娱乐消遣。而作家鲁迅则用一双犀利的眼睛、敏感的视角看到了这些表象背后的实质，并将这些小混混式的行为作为小说写作的题材，成功塑造了阿Q形象。在这个徐文长故事传播鼎盛的时期，也正是清末民初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这样，作家作品的批判意味变得更加浓厚，民间故事也流传得更为广泛。或者可以说，作家文学很好地利用了民间文学而使自身更加深刻，两者相互帮助，获得共赢。

　　鹿忆鹿教授的这篇文章并不仅仅从机智这一类人物的某个角度出发，更是从社会上某一群人的人性出发，结合鲁迅笔下的阿Q，刚好配合上了民国这个特定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状态，批判了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国民劣根性。此时，徐文长就是一个箭垛，集合了民间百姓、甚至是知识分子、豪门地主所有的缺点。

　　他代表的不再是一种个性，而是一种共性，而共性之中偏偏几乎集合了机智人物所有的恶行故事。在这里看到的不仅仅是徐文长的痞子习性，更是更广大民众的劣根性。那么，鹿忆鹿文章分析徐文长双重性格中负面性的目的与鲁迅笔下阿Q的目的是一样的。另外，这种分析特别巧妙地采取民国时期搜集整理的资料，与民国时期的社会思想结合，这一思想一方面适应了五四启蒙的要求，另一方面表明文学应该为社会、为人生服务。这就深入阐释了徐文长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然而，听众或者读者在判断机智人物的负面故事时，通常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这就造成对徐文长故事的.诟病，同时，也在自觉不自觉间将民间平民百姓矮化，民间文学的多样性也被消除。在这方面，作家文学明显比民间文学宽容且明智得多。虽然阿Q 是国民劣根性的代表，但这个丰满、复杂、深刻的人物形象正是通过他这些典型的多重性格特征被文学界高度推崇。徐文长性格中的负面故事在民间的地位就没有这么好运了，他与阿Q千丝万缕的关系似乎决定了其只能停留在阿Q生活的时代。

　　无论是作家文学，亦或是民间文学，有时就是为了创造一种共鸣，激发一份觉醒。鹿忆鹿选择的徐文长故事可以看作是鲁迅先生创造阿Q形象的一部分素材，为了唤起国民的觉醒，这也是徐文长故事深受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喜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