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反思分析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工具理性至今为比学术界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但基本的共识就是它是理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以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可重复性和可置换性为基本要求的技术逻辑，以效率优先为原则的工具理性思维，以普遍性、非人格性为特征的形式合理性品格，以技术进步为衡量标准的价值主旨，构成了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现代管理中的工具理性表现为用普遍的程序化和规则实现管理的过程与目标，它极力排斥个人主观的人治性管理行为，是以去人格化为特征，力求使管理过程在规范的框架内科学设计和配置，使管理行为活动在规范性和程序性的体系中进行，它致力于为管理目标的实现提供具有操作程序的技术、规则和制度，为实现管理目标选择最佳方法和最优途径。

　　自近代启蒙运动发起，理性的思潮成为时代发展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在管理实践中的广泛应用，使得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促使人类社会及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科技负效应的出现，尤其是看到整个社会陷入深重危机，迫使诸多学者对理性、工具理性及其异化现象进行反思。他们从文化的角度对西方社会展开了批判，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社会的危机就是理性的危机，是工具理性增越了价值理性的危机，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工具理性思潮。管理学家也开始反思管理的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追思管理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并试图从伦理、道德、责任等不同的视角寻找管理世界中价值理性缺失的发展路径以及整合思路，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今天这样一种反人类发展的“技术统治”、“知识霸权”、“工具理性”、“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现实格局呢?我们一直追求的工具理性为什么反过来成为了今日人类社会发展的障碍和束缚了呢?是工具理性还是其在管理中的运用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中的困境反思，分析工具理性存在的内在合理性，并探寻现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未来发展走向。

二、现代管理中的工具理性“困境”

　　(一)工具理性思维下的“人性假设”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理论的演进历史进程一直都伴随着“人性假说”理论的变化，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复杂人”等等，这里而一个关键性词语就是“假说”，这就意味着“假说”只是作为管理实践的理论前提和预设，而不去探讨人到底是什么人?只是在一定特殊的历史时期人更趋向于何种人性假设，这种人性预设是为满足管理的有效性而存在的，这显然是一种明显的工具理性思维逻辑，重物轻人的工具主义人性论是源于管理工具理性的现实要求，人性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将人变成了一种特定的“工具”。“科学管理理论及其‘经济人假设’把人看作工具，重视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人能够为组织做什么，是人作为工具所具有的价值和能力。”团即使“社会人假设”涉及到了人的问题，但也都注重人的客体性和工具性而忽视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用科学代替经验，用理性取代人性，从而使得管理学堂而皇之被作为一门所谓的“科学”来研究，并将科学理性推广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二)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效率主义”

　　工具理性逻辑是一种效率逻辑，归根结底是以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为目的。“只要某种生产手段或劳动方式能够提高效率和增大经济利益，人们自然就应当牺牲或放弃任何其他的欲望、爱好和行为来满足经济目标的需要。”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效率是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没有效率或效率不高则会在竞争中失败并遭到淘汰。按照泰罗的观点，只要遵循效率主义的逻辑进行管理，在企业中存在的分配就不会存在问题，劳资矛盾问题也就会解决，但科学管理运动最后的结果是得到了劳资双方的共同反对，进一步恶化了二者的关系，劳资对抗也进一步加深了。

　　在二战结束之后，数量管理学派将数学、计算机引入管理领域，将工具理性的作用和空间发展推到极致。但是，如果我们将效率目标看得高于一切，以至于为了追求效率目标而牺牲人性或人的基本需要，那就堕入效率主义歧途。如果说工具理性发挥作用的空间和能力越大，那么与管理的真正目标也就渐行渐远。

　　(三)官僚制组织对人的异化

　　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构建了一种理性的管理体制—官僚制，它是作为工具理性在管理中的重要组织表现形式，这种管理的组织形式是专门用来实现某种既定目标的手段，是被法律化、程序化的管理体制，在其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的运作规则和程序，所有管理内的成员必须在官僚制的组织框架内按照规则依法行事。“在技术上对于达到最高执行水平具有最完美的调试性，技术最优是韦伯这一概念的关键点。”曰我们可以发现，官僚制的分工与专门化、层级节制、非个人取向等特征，充分体现了工具理性的思维与意识，也将工具理性思维贯彻得最为彻底。

　　但官僚制在这样一种思维主导下就导致了因其严格的纪律和僵化规则及处事程序对人的个性造成极大的摧残，对个体主体性的压抑，使得人们而对权威与命令表现出因循守旧的心理与行为。马克思也认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四)工具理性高扬下的价值理性衰落

　　从理性发展的开端启蒙理性开始，其就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追求可计算和可预测的技术性方式，致力于选择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和最佳途径，因而显示了一种与价值理性不同的取向与方式。工具理性以数学作为逻辑基础，并将数学化的思维模式由科学领域向技术、经济、政治、法律及日常践行等广泛的社会领域全方位移植。“人们一旦掌握了公式，就能对具体的实际的直观的生活世界中的事件作出实践上所需要的，具有经验的确定性的预言。”如果这种规范化、标准化的技术运用，体现了科学知识的本质，并在对自然的控制中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效率优势，那么它必定会向社会生活的更广泛领域迅速扩散，尤其是在现代管理领域以追求效率为目标的体系下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但这种空前的扩散也冲淡理性作为道德理想承担者的价值意义，也缺失了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思考。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就是价值理性淡化与衰落以及工具理性凸显与高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