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积极心理学的建设性冲突与视域转换论文

1 引言

　　积极心理学于 20 世纪末由美国心理学家Martin E. P. Seigman 提出, 致力于研究如何促使个体、群体、组织发挥积极功能或走向繁荣等问题(Gabe & Haidt, 2005)。积极心理学侧重于研究积极情绪体验、积极人格特质和积极的社会组织等积极层面, 力图以积极取向的科学心理学研究推进个体与群体的幸福进程、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等。它既是对集中于解决心理问题的病态心理学的反叛, 又是对人性中的积极层面、人的理性的复归, 同时又符合当前人类追求高质量生活品质的要求。因而, 其一经提出便获得了广泛关注。过去 15 年中, 积极心理学研究吸引了多个国家、多种学科、大批学者的积极参与, 并逐步形成规模。例如, 国际性的积极心理学大会得以组织并定期召开, 幸福感研究等多个积极心理学研究团体得以形成并日益增多, 多样化的积极心理学期刊、书籍陆续出版, 多形式的积极心理学课程得以开设等等。在上述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发展进程中, 大部分学者、咨询师、民众、媒体等普遍认为, “积极”是人类获得心理健康、获得幸福的关键途径之一。因此, 他们试图把乐观、幸福感等积极体验与特质研究推向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不考虑一味追求“积极”的潜在缺陷与代价等(Grant & Schwartz, 2011; Gruber, Mauss, & Tamir,2011; Oishi, Diener, & ucas, 2007)。然而, 对“积极”的极端热情并不能掩盖积极心理学发展中的问题与不足, 也使得积极心理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内、外部批评。一方面, 对积极的盲目追求会适得其反。Weinstein, Marcus 和 Moser (2005)就曾研究指出, 不现实的乐观主义易激发个体的冒险行为而威胁生理、心理健康。另一方面, 对消极的刻意忽视则掩盖了消极心理过程的积极作用。例如, Norem 和 Iingworth (2004)研究认为, 防御性悲观(defensive pessimism)能促使焦虑个体的自尊、生活满意度等获得显著性提高。同时, 批评者指出, 当前主流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不但不利于促进心理学的一体化发展(Joseph & iney, 2006;a Torre, 2007), 反而因对心理过程进行积极、消极的人为划分而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心理的整体性、复杂性等(McNuty & Fincham, 2012a; Norem& Chang, 2002; Wong, 2011)。二者的冲突体现了主流积极心理学的再失衡、再分裂等当前困境。

　　然而, 批评者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积极心理学。他们与“积极”这一称谓的极力推崇者之间的冲突是一种建设性冲突, 即二者有着共同的目标——实现人类的幸福与繁荣, 只是实现的途径、方式不一致。这种建设性冲突有利于融合二者的研究视域, 进而实现积极心理学的视域拓展与转换。在更深层次上, 它还能进一步推动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研究变量等转换与拓展, 从而促使积极心理学趋向于一种情境的、辩证的、动态的、交互的、文化的、更为平衡的发展。

2 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当前困境

　　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当前困境是积极-消极的再失衡与 “积极暴政” (Tyranny of the Positive;Hed, 2002)。积极心理学研究当前的困境与其生成时期的困境相似, 均表现为心理学研究中所谓积极、消极研究的失衡, 只是失衡的方向反转。在积极心理学的生成时期, 传统心理学研究严重失衡——过分关注心理问题、心理疾病的治疗与解决而弱化品格优势、美德等。因而, 积极心理学在发展之初便主要致力于研究人的美德和潜在力量 , 从而推进心理学的平衡发展。 Seigman,Parks 和 Steen (2004)曾明确指出要积极推动“修复弱势 ”与 “培养优势 ”的平衡发展。 然 而 , Hed(2002)、Wong (2011)、omas 和 Ivtzan (2015)等人的研究表明, 积极心理学追随者对“积极”的极度热情却促使主流积极心理学研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盲目追求积极的人格特质、积极的情绪体验等而排斥悲观、愤怒等所谓消极心态、消极人格特质, 并最终导致“积极暴政”。所谓“积极暴政”,由 Hed (2002)所谓“积极态度的暴政” (Tyranny ofthe positive attitude)演化而来, 指充斥在日常文化和专业领域中且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一种过分追求积极的现象——“必须培养积极的情绪和态度,必须发挥优势以实现快乐、健康、聪明” (Hed,2004)。Hed 认为, “积极态度偏好”本就普遍存在于美国的格言、音乐、影视等文化领域, 又进一步受到积极心理学运动的激发而走向 “积极暴政”。这一“积极暴政”致使主流积极心理学研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 过分关注乐观、自信、宽恕、善良、幸福感等积极特质、积极情绪体验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消极效应; 另一方面, 极度弱化悲观、自卑等消极特质或对消极情境的正常情绪反应的研究而忽视其积极效应。简而言之,由消极心理学的霸权到当前积极心理学的“暴政”,积极心理学对积极的过分关注、对消极的刻意忽视使得心理学发展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种积极、消极的再次失衡不仅不利于实现其平衡心理学研究的最初目标, 反而进一步导致了当前积极心理学发展中的诸多新困境。针对“积极暴政”及其困境, 部分研究者从不同视角进行反思、批评, 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积极暴政”的积极反叛。这集中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2.1 积极的悖论研究

　　针对“积极暴政”忽视积极情绪、积极特质的消极效应这一问题, 有学者主张并研究在追求幸福感等积极心理的过程中存在着“追求积极情绪的 悖 论 ” (the paradoxica effects of pursuingpositive emotion)与“积极特质的消极效应”。这就构成了“积极的悖论”研究系列。

　　一方面, 所谓“追求积极情绪的悖论”是指,人们越追求积极情绪越不可能体验到幸福、心理健康、享乐等积极结果(Ford & Mauss, 2014)。一般研究认为, 积极的情绪体验能带来积极的结果, 而重视幸福感也有利于提升主观幸福感(Fredrickson,Cohn, Coffey, Pek, & Finke, 2008)。然而, 与单纯的积极体验不同, 对积极体验的“追求”却并不尽然。盲目追求幸福感等积极情绪体验可能会导致消极效应 , 即 “追求积极情绪的悖论 ”。 Mauss,Tamir, Anderson 和 Savino (2011)曾指出, 被试越重视幸福感, 越可能表现为较少的幸福情绪、较多的抑郁症状以及较高的孤独感(Mauss et a.,2012)。Ford, Shacross, Mauss, Foerke 和 Gruber(2014)则进一步指出, 过度追求幸福更可能被诊断为较严重的抑郁障碍。另外, 李爱梅、李晓萍、高结怡、彭元和夏萤(2015)分析认为, 盲目追求积极情绪还可能损坏生理健康, 如为追求快乐情绪体验而酗酒、吸毒进而危害身体健康。

　　另一方面, 所谓“积极特质的消极效应”是指,积极的心理特质在特定情境中产生了诸如减少幸福感、降低生活满意度等消极结果。一般认为, 积极的人格特质如宽恕、善良、乐观等能提高生活满意度、提升主观幸福感等。然而, 情境视角下的积极心理学研究发现, 积极的人格特质并不必然产生积极结果。McNuty (2011)对宽恕的研究表明, 宽恕并不总是产生有益的结果, 而是受到宽恕情景的影响。在家庭暴力情境中, 较少的宽恕能有效降低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频率, 而较多的宽恕 则 会 提 升 暴 力 事 件 的 发 生 频 率 (McNulty,2010)。

　　因此, “追求积极情绪的悖论”与“积极特质的消极效应”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主流积极心理学去情境化的研究成果, 也对主流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假设提出了挑战。与“积极的悖论”相对, 消极思维亦有其积极价值。出于对“积极暴政”忽视消极心理的积极效应这一问题的批评, 有学者展开了“消极思维的积极心理” (the Positive Psychoogyof Negative Thinking; Norem & Chang, 2002)系列研究。

　　2.2 消极思维的积极心理研究

　　该类研究者主张, 就人类的生存发展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消极经验、消极情绪都必然是破坏性的, 且特定情境下的消极心理过程、消极心理特质等具有积极的适应性意义。他们认为, 消极思维的积极效应在消极情绪体验、消极特质、消极策略等三个方面均有所体现。首先, 消极的情绪体验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 如提高创造力、承压能力等。Baumeister, Campbe, Krueger 和 Vohs(2003)研究认为, 逆境情绪体验有利于发展心理弹性, 而解决困难的体验则有利于塑造积极的自我形象。Bonanno (2004)进一步研究指出, 消极的生活经验能够提高个体的承压能力和防御能力。iney 和 Joseph (2005)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 不满情绪能够激发个体的创造力和适应能力。其次,消极的人格特质具有积极的防御性意义、建设性意义, 而消极思维、防御性悲观等则是应对焦虑的重要策略。Norem 和 Chang (2002)研究证明, 个体可以运用消极思维作为防御策略以摆脱对结果的焦虑, 进而可能导致积极的改变。例如, Norem和 Chang (2002)的纵向研究进一步表明, 运用防御性悲观策略的焦虑个体, 其自尊、生活满意度、目标实现等显著提高。最后, 在社会关系或问题解决中, 消极策略在特定情境下也具有建设性意义。Tan 和 Forgas (2010)关于人际策略的研究发现,悲伤心态容易促使被试产生公平的决策。McNuty和 Russe (2010)在一项关于问题改善与关系满意度的研究中发现, 面对重大问题, 指责、拒绝等消极行为有利于维持更稳定的关系满意度。而 Tamir和 Ford (2012)的社会冲突研究则证明, 人们可能选择不愉快的情绪体验以获得实际效益进而间接获得幸福感。“消极思维的积极心理”及其相关研究表明, 人类获得积极性结果的方式多样, 主流积极心理学研究不能固步自封于积极思维、乐观主义等所谓“积极”研究而忽视消极特质的积极意义。

　　2.3 称谓的合法性问题争议

　　对“积极暴政”的反叛还体现于积极或消极特质等称谓的合法性问题争议。一方面, 有学者认为心理过程、心理特质是价值中立的, 主张以情境与特质的交互决定论替代先验的人为划分。McNuty 和 Fincham (2012a)认为心理特质、心理过程等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存在, 且具有情境的属性。即心理过程并不具备超越特定情境的一般性价值, 其积极或消极价值属性主要取决于情境、文化及其与情境的交互作用。McNuty 和 Fincham(2012a)从情境交互的视角重新考察了当前主流积极心理学领域所谓的积极情绪、积极特质, 如愉悦感、善良、仁慈、宽恕乐观等, 以及所谓的消极情绪、消极特质, 如悲观、悲伤、恐惧、愤怒等。他们的研究表明, 积极或消极特质对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的促进或削弱作用主要取决于其与特定情境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 大部分学者支持对人格特质进行先验的价值属性划分。他们主张, 无论情境如何变化, 宽恕、积极思维等积极人格特质几乎可以肯定有利于提升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任俊, 李倩, 2014), 而悲观、愤怒等消极情绪或特质几乎总有降低生活满意度的趋势(Waterman, 2012)。对比两种观念下的实验研究可以发现, 赞成价值属性划分者更倾向于单纯的积极心理-积极效应研究, 体现了主流积极心理学的“积极暴政”, 是失衡而割裂的; 而价值中立支持者则充分考虑积极心理的消极效应与消极心理的积极意义而开展研究, 力图避免一味的“积极”。可以说, 这一称谓的合法性问题争议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部分学者对于主流积极心理学过于注重积极心理-积极效应研究的不满; 而争议既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积极心理学的一体化发展, 也为深入拓展积极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综上, “积极暴政”及其反叛等相关研究进一步突显出积极、消极研究的再失衡与分裂。aTorre (2007)认为, 积极与消极心理学的人为对立划分, 使心理学发展不仅没有走向统一, 反而更加分裂。就积极与消极二分对立的短期效果来看,这种对立二分有益于宣扬积极价值而推动积极心理学运动; 但就心理学的历史发展和人类生命过程的整全性而言, 积极与消极的二分对立忽视了个体的动态复杂性, 而单独关注一方则并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与把握人类的心理现象。尽管主流积极心理学研究者声称, 积极心理学不是不关注心理问题与疾病, 只是以“积极的方式来对心理问题做出适当的解释, 并从中获得积极意义”(任俊, 叶浩生, 2004); 但现实的“积极暴政”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消极方面的心理学研究, 进而在一定层面上割裂了积极与消极的一体性。这种积极与消极的二分对立, 既是由西方重分析、重逻辑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 也体现了日益破碎化、隔离化的知识表征。这种破碎化的思维方式虽然方便于观察、把握客观世界, 但却不能全然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回归到当前积极心理学研究中, 积极与消极的割裂、失衡, 既不能把握二者的相互依存、共生关系, 又阻碍科学心理学研究的统一整合。这将给积极心理学研究带来新的困境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