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思想中物的意义论文

　　一、作为用具的物

　　西方形而上学惯常的做法是，设定一种超然于主体的、自在自为的物的世界，比如，笛卡尔的“物”就是完全不同于意识的、朴素意义上的物质(Materie)。关于物质的本质，笛卡尔写道：“物质或物体的本性，并不在它是硬的、重的、或者有颜色的、或以其他方法刺激我们的感官。”它的本性在于广延，它是一切变化中始终保持不变的东西，换句话说，“它的本性只在于它是一个具有长、宽、高三量向的实体”。

　　笛卡尔对广延物的定义为其后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登场拉开了帷幕。但是，海德格尔认为，这个定义仅仅在虚假的意义上适用于自然物，或者说纯粹的“物质”，根本无法解释使用物。简单讲，海德格尔的“物”不是“物质”，不是自然物，是工具意义上的使用物，而使用物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不是纯粹的物质，它的价值和意义这种非物质的东西不能建立在不具价值和意义的纯粹的物质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如何借助物来领会这种非物质的东西呢?传统西方形而上学认为价值是附着在物上的，但这个“附着”在存在论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其实通过自然物来解释使用物是行不通的，因为只要承认价值是生活世界不可缺少的基本部分，我们就得承认笛卡尔对物的洞察的方法论基础不仅仅是不完整，而且是彻底错误的。笛卡尔方法论的漏洞不可能再通过其它补充、拼凑、联结等方式来解决，而应该是彻底的转向，并以此对“物”做一次更始源的阐释。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考察的是作为用具的物，他通过区分“在手状态”(present-at-hand)与“上手状态”(ready-to-hand)，讨论了人与物的关系。当人意识到作为用具的物在其手中的时候，“在手状态”这种关系就会呈现出来。芬伯格对此给出了一种社会学的阐释，他指出，在手状态“这种独特的措辞说的是，它们在特定使用方面被给出的方式，即它们所提供的‘有用性’的给出方式”。当我们观察一台纯粹电脑的时候，电脑就是一种“在手”的物。相反，当用具的使用者对其用具毫不留意、仅专注于他使用用具所完成的任务的情况下，“上手状态”这种关系才会产生。人在专注于看电影的时候是意识不到电脑的存在的，此时的电脑就是一种“上手”的物。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重新回到了古希腊关于物的概念。“πραγματα;这就是人们在操劳打交道(πραξιξ)之际对之有所作为的那种东西”，在这里，物最先被揭示为用具，物在生存论意义上就是用具，易言之，用具是物的本真状态。作为用具的物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物的存在先已是整体性的，二是这个整体性的指引联络确保了具有一定特征的物的存在。

　　严格地说，从没有一件用具这样的东西“存在”。属于用具的存在的一向总是一个用具整体。只有在这个用具整体中那件用具才能够是它所是的东西。用具本质上是一种“为了作……的东西”。有用、有益、合用、方便等等都是“为了作……之用”的方式。这各种各样的方式就组成了用具的整体性。在这种“为了作”的结构中有着从某种东西指向某种东西的指引。

　　“为了作……之用”就是作为用具的物的存在，所以，人们基本上不会注意我们与世界打交道中遭遇到的物，而会注意物的“为了作……之用”，即“有用性”。换句话说，在操劳的过程中，人们关注的并不是它们的客观属性，而是它们的有用性。因此，物的存在、物的意义最早从使用中出现，是人们认识物的基础。物的专题化、客观化、对象化只当在用具残缺的时候才有可能。只当它与指引联络的关系破坏的时候，物才显现，才能被意识到。这种破坏是走向依据科学态度观察纯粹物的第一步。此时，物才表现为非世界化，表现为世界性(整体性)的褫夺。

　　只有当人们从这种整体性抽身而出时，才能够遭遇到“纯粹的”物，也就是作为主体之对象的自然物。因此，笛卡尔以自然物说明物是不可能的，笛卡尔将广延作为物的规定必然是独断的，他的认识论是无根基的，他的“物”也必然是臆想的。但随着数学自然科学的发展，笛卡尔之物又恰恰是最具统治模式的。

　　“我思”不是人与世界最切近的打交道的方式，因为按照笛卡尔的“我思”来行动的话，人们甚至都“很难密封信笺、点亮烛光”。这种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意识与物的打交道的方式是一种“在手状态”，它只是“上手状态”的残缺形式。关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表明，物在上手状态中与此在打交道是此在原本与物最切近的交往方式，一种先于表象的状态，一种与生俱来的方式。换言之，前反思性认识是更原本和更在先的，它就是“操作着的、使用着的操劳”。

　　这种操劳具有明显的实践特征，它不仅不同于表象、直观、反思，而且还先于它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先于”并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在先，更多是指我们本来、一直、当下都处于此种“操劳”之中。在操劳之中存在，就意味着此在已经在根源上绽出于始源的空间，与之一道的是物与此在的不可分离的协和性，而当上手事物变为在手事物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表象某物的时候，三维空间才映入眼帘，所以，上手事物在此在操劳的状况下绽露的“在……之中”的空间性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空间维度的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操劳的空间性是笛卡尔广延物的基础和条件。我们周遭上到手头的.东西之所以能够与此在照面都是建立在操劳的空间性前提条件上的，也就是说，此在的物之所以能够和此在照面是建立在此在的基本结构基础上的。

　　二、作为持存物的物

　　海德格尔可能在撰写《存在与时间》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于是，在之后不久写的《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中，他就指出，形而上学本身具有技术性的、制作性的把握解蔽的特征，是一种“制作主义的形而上学”。制作牵涉到在制作物之前的理念。这是古希腊人对制作的最初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历史上种种对实存的解蔽就沿袭了制作主义的解蔽传统，人类早已开始将技艺和此在的制作活动强调为把握一切解蔽模式和存在者本身存在的方式。上帝造物观念也处身于这一形而上学之中，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同样无法置身于这一形而上学之外。这种从对传统形而上主客二分的批判转向对形而上学之技术性、制作性的批判，实则已经是海德格尔从更基础的层面面对传统形而上学，此在这种有目的的存在者在现代技术世界中的命运也在这种技术性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明确阐释。事实上，技术性的形而上学在现代已经演变为技术本身，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具体体现。

　　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技术，它“已经使无间距的东西占居了统治地位。在切近之缺失中，我们上面所讲意义上的物作为物被消灭掉了”。为什么说技术消灭了物呢?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本质展开了追问。他指出：“通行于世的关于技术的观念，即认为技术是一种手段和一种人类行为，可以被叫做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技术的工具性规定对于现代技术也是准确和适切的，现代技术被认为是合目的的手段，这无可非议，但正确的东西未必真实。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分析是在更大的世界图景下展开的，“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如果现代形而上学在遗忘存在的前提下，通过对某种主体的阐释和某种真理观点为这个时代的本质形态奠定了基础，因而在现代形而上学的框架内解析现代技术定然是某种主体的目的和工具，那么其本质被认定为目的性和工具性的结论就不足为怪了。

　　但从切近来看，技术不是作为目的的工具性的手段，而是比手段更本质，“乃是一种解蔽方式”。通常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只是这种技术存在论意义的派生物，仅仅是存在者意义上的东西。技术按照特定的方式将物带入在场，让其显现出来。技术将物揭示为具有特定特征的特定存在。技术已经成为基本的解蔽方式，是支配一切语言和行为的实践，而这种实践使人们周遭的物以特定的方式显现了出来。

　　具体说来，现代技术的这种解蔽方式并不把物自身带上前来(hervorbringen，bring forth)，这种解蔽是一种“促逼”(herausfordern，challenge)的解蔽。贯通并且统治着现代技术的解蔽，具有“促逼”意义上的摆置特征。这种解蔽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在技术活动当中，“地球及其大气都变成原料，人变成被用于高级目的的人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