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研究方法在中医领域中的应用论文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悠久的历史中曾经创造出了灿烂的辉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当今中医事业进一步发展在于如何准确的理解古人的医学思想,思维方式,如何继承前人的医疗经验。随着现在医学的发展,科学实验的兴起，中医理论，医疗模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支撑中医理论的科学性问题,诊疗过程的规范化,流程化问题，中药作用靶向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准确继承古人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解释。继承是发展的基础,但古今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可能会导致我们思想认识上的误区，究其原因，是由于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不仅与其所受到的教育文化有关,还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所生活的地理环境条件,所处之处的生产方式,个人的身份地位，心理变化,关注焦点,所接触的病人疾病种类等因素相关。在曰常生活工作中，人们说话,做事都是在遵循一定的逻辑基础下的行为，它是一种先天能力，是基于语言的思维模式和推理方法,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意图的做事方式。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思维规律的学科，它既是一门基础性学科，又是一门工具性学科,人们思维方式正确与否,表达的思想是否周密,是否具有可论证性，是否是必然性的推理都是通过逻辑学这一工具去衡量。古代中国曾经是世界逻辑发展的三大源流之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的限制，没有形成形式化,系统化的逻辑学建构体系，未能进入世界逻辑发展的主流之中，这只能说明中国没有形成完备的逻辑学框架，而并不能质疑中国是否有逻辑。既然逻辑是人们大脑中的思维方式，而中医学继承和发展的关键在于合理的理解古代医者的思维方式，将逻辑学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医领域中来，以期更好的解读古人的思维方式和当今的临床诊疗思维模式，就显得十分的必要了。本文首先对中医领域中已采用的逻辑学方法进行了分类梳理，通过从古至今逻辑学自身发展变化的过程，结合前人的工作经验，分析各阶段逻辑方法的优势和应用点，通过比较为研究中医思维方式找到了合适的逻辑学研究方法：语言逻辑中的言语行为理论。

1.逻辑学在中医中的应用

　　1.1传统逻辑方法在中医中应用

　　传统逻辑方法指的是1900年以前的逻辑学发展，主要包括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三段论、假言推理）和中世纪逻辑(命题逻辑）。假言推理是一种重要的推理形式，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先天的逻辑能力，后世的分离规则均来源于此，之后逻辑学的发展也都是以假言推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三段论”作为一种初级推理形式,任何理论思维都离不开它。在《内经》中，对于“三段式”推理的应用，即俯拾皆是。例如“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这段论述的大前提是:凡木皆克土,小前提是:肝属木,脾属土，其结论则为“脾气乃绝”1]。《伤寒论》在构建“证一方”体系的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是“如果某某证，那么某某方”的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假如使用必要条件假言命题,亦多将必要条件假言命题的前件构成“合取式”是这一“合取式”成为充分条件假言命题的前件,从而形成以新的充分条件假言命题。例如“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即是“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与“无少阴证者”的“合取”从而形成“大青龙汤发之”的充分条件2,诸如此类。

　　传统逻辑方法所面临的难点是逻辑究竟有无民族性的问题。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认知模式上是有很大不同的。中国古人是否与古希腊人一样应用的是三段论逻辑推理方式？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逻辑是有民族性的，中国的古人所使用的并非是西方的三段论逻辑推理方式。中国古人更多的应用的是类比和归纳，而非是演绎的推理方式,这是由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所决定的，古人们追求的政治理想和生活目标是“修身，齐家”他们在广茂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俯仰天地,仰观宇宙，把自己视为自然宇宙的一部分,把自然事物与自身与身边的事物相联系,用隐喻,归纳的方法认识事物，这一点可以从农谚，二十四节气中得到佐证，二十四节气就是人们在劳作过程中，通过总结经验,并与自然事物相联系而形成的带有隐喻手法的智慧果头。

　　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起源于近代实验科学发展之时,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是完全不同于演绎推理的推理形式。归纳逻辑是从个别性例证到一般性原理的推理，或是从个别性论断到另外的个别性论断的推理,包括完全归纳,不完全归纳和简单枚举。除完全归纳以外都是一种非必然推理的形式。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事物在一系列属性上的相似,从而推出他们在另一个或另一些属性上也相似的推理,也属于一种或然性推理。在演绎一统天下的上个世纪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如今在认知科学的背景下又重新绽放光芒。贾春华等在类比方法上借助语言学研究成果建立了“方剂语法语义”假说。王宏利认为：取象比类思维是中医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它既不同于严格的逻辑思维,也不是直观的灵感思维。取象比类思维具有自身特定的逻辑性。它以象为思维的基本单位,经过取象、移象、比类的过程,最终得出思维结果。这一过程的发生是以某些事物存在的时空相同、数类相符或态势相似等为逻辑前提4。中国古人这种独特的推理方式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1.2基本逻辑方法在中医中应用

　　基本逻辑方法主要指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经典逻辑方法以及由经典逻辑扩充或变异而来的模态逻辑,多值逻辑,模糊逻辑,直觉主义逻辑,相干逻辑等方法。

　　经典逻辑,又称数理逻辑/数学逻辑，它是在解决由罗素悖论所导致的整个数学基础是什么的问题上产生的，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数学逻辑的四大分支，即公理集合论,模型论,证明论和递归论，后来在这四大分支基础上又形成的逻辑演算。1930年哥德尔证明了作为逻辑演算基础的一阶逻辑的完全性定理，即一阶逻辑是一致的，它当中是没有矛盾的，所有定理都是真的；同时该系统也是完全的，所有真的都是可证的，由此数学基础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但是,1931年哥德尔却又在该系统中发现了真而不可证明的命题,这就是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之后，经典逻辑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经典逻辑的扩充,就是不触动经典逻辑的基本公理和规则，但增添新的算子以及相应的公理和规则，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优先逻辑等；一个是经典逻辑的变异,就是虽然使用与经典逻辑相同或相近的词汇，却从根本上修改了公理和规则，从而得到新的逻辑系统，如多值逻辑,模糊逻辑，量子逻辑、亚协调逻辑等。经典逻辑加上对经典逻辑的扩充和变异合称为基本/基础逻辑。

　　基本逻辑的方法是人们在进行科学研究过程中由于不满自然语言的歧异性,模糊性,而试图设计出的一套符号语言,试图利用这套符号无矛盾的,严密的推演出整个我们所认为的科学理论问题和哲学问题。这样的符号语言（形式语言）在30世纪的时候达到顶峰，其中代表这种语言革命哲学的巅峰之作就是维特根斯坦早期的《逻辑哲学论》,标志着第一次语言转向。

　　以王瑞祥对《伤寒论》的研究为例，他用数理逻辑解读典籍原文,提出了对中医语言进行符号化、规范化的思路，例如《伤寒论》中有如下关于太阳病治疗的语句“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倉倉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太阳病…，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用F(x)表达使用x方剂,则上述语句可以转化为如下蕴含表达式：Z(太阳中风）AS(鼻鸣）AS(干呕）F(桂枝汤）；Z(太阳病)八S(无汗）八S(恶风）F(葛根汤）；Z(太阳病）八S(头痛)AS(发热）AS(腰痛）AS(骨节疼痛）AS(恶风）八S(无汗）AS(喘）F(麻黄汤）。当确定一个患者是否适用桂枝汤时,首先找到太阳病,然后根据太阳病等价公式找到太阳病的所有症状，就是S(脉浮)AS(头项强痛)AS(恶寒），如果符合，再确定是否符合鼻鸣、干呕症状，如果符合,则适用于桂枝汤5。丁占螯对中医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建立数学模型，提出采用动态二值逻辑的方法进行描述0。彭瑜以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苔色分类为例，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逻辑的算法辅助中医师进行苔色诊断，建立典型舌苔隶属度矩阵，输入采集图像并进行推理,确定模糊输出H。周昌乐等介绍引入次协调逻辑、缺省推理逻辑等先进逻辑来与中医诊断学结合的思想和方法，为今后构造一种符合中医诊断原则的中医阴阳五行推演逻辑系统做准备，用来描述基本的中医辨证推演过程8。贾春华以相干蕴涵原理为基础对《伤寒论》中的条件句予以分析08。运用基本逻辑的方法的难点在于：能否用一套形式化的语言代替自然的中医语言，从而解决中医语言的模糊性和歧异性,从而在形式语言的框架下，无矛盾的推出整个中医理论。从逻辑学的发展历程上来看，这种想法行不通。但是这样的研究仍然是有意义的，只有吸收了形式化的研究成果,才能更好的解读中医的自然语言,这一点在逻辑学发展上也是如此，逻辑学中第二次语言转向中，自然语言研究中正是吸收了形式语言的研究成果，才形成了形式化的自然语言,才能形成与传统逻辑自然语言完全不同的自然语言,完成否定之否定的转化过程。

　　1.3当代逻辑方法在中医中应用

　　当代逻辑方法主要是指以基础逻辑作为研究工具，各学科相互交叉而形成的哲学逻辑、语言逻辑、人工智能逻辑和认知逻辑。1931年哥德尔发现不完全性定理后，维特根斯坦也意识到早期的形式系统存在问题，这些发现破灭了人们在逻辑学发展道路上试图构造出一种纯净的语言，并在该语言框架下构造出纯净的逻辑系统，用该系统说明人类思维的一切真理的理想。这种理想语言和纯粹逻辑的局限性使得逻辑学家重新思考人类对逻辑的想法是否正确。维特根斯坦很快从早期对纯粹逻辑的崇拜返回到自然语言，著成《哲学研究》,提出语言游戏论，这就是第二次语言转向。50年代相继出现了一批语言学派和逻辑学派的大师,他们均返回到无比丰富的自然语言中，代表性的有乔姆斯基的句法学，蒙太格的语义学，以及奥斯汀和塞尔的语用学。经过60年代的发展,语言逻辑和语言哲学的三大派均已发展成熟。1975年认知科学建立，带动了包括逻辑学在内的各门学科的发展。基础逻辑成为各个领域的研究工具,各门学科相互交叉,形成了哲学逻辑、语言逻辑、人工智能的逻辑和认知逻辑。哲学逻辑研究经典逻辑自身的问题,逻辑的基本概念以及经典逻辑的扩充与变异产生的各种结果。对他们的研究是把经典逻辑自身作为对象，因而越出逻辑学的范围，成为哲学逻辑的对象M。语言逻辑是现代语言学与现代逻辑学的交叉学科,他是孕育于语言哲学之中成长起来的。它与语言哲学都是研究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不同的是语言哲学侧重于哲学方面，而语言逻辑侧重于逻辑方面。人工智能逻辑是逻辑学与计算机科学交叉产生出来的学科,包括了布尔代数，可计算性理论，计算机编程的逻辑,格论逻辑,矩阵逻辑,递归论,组合逻辑,概率逻辑等。认知逻辑是逻辑学与认知科学交叉产生出来的学科。包括心理逻辑，文化与进化的逻辑,神经系统的逻辑。

　　比如:桂起权认为古代中医理论的逻辑基础在于辩证逻辑，中医理论在古代阴阳辩证法思想指引下，通过“以形正名”形成类概念（包括证型、典型模式）,通过“取象比类”进行归类判断，由将新案例代入典型模式,推测出未知。从而完成了由现象把握本质、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认识过程,也使中医学能够透过现象抓住生命和疾病的本质规律。于是构筑起中国人特有的富于朴素辩证逻辑意味的医学理论体系。贾春华从认知语言学特别是隐喻认知的立场多中医学的诸多概念进行分析探究，分析探究中医概念中所蕴含的比喻的、想象的、类比的东西……症状与症状之间的联结就是语法,证候的临床意义就是语义,证候出现的背景，就是它的语用。由此可见，证候的研究不只是一个临床意义所能解决的，必将涉及到症状所出现的背景以及“症状体征序列”之间的关系[12]。刘奋荣运用动态认知逻辑的系统思想对中医治疗的总原则进行分析和阐释,揭示其动态的特征，中医诊疗之总则“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是一个典型多主体的动态过程，其中信息在中医学家和患者的具体交流中不断流动，导致中医学者和患者认知的变化。把中医学家和患者之间的交流看作是一个多主体认知系统中主体间的信息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