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粮食供求形势与中长期趋势论文

一、当前我国粮食供求形势

（一）粮食安全基础得到加强

　　我国粮食从2004年恢复增产以来，实现连续8年增产。8年累计增产2810亿斤，年均增产350亿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产幅度最大的时期之一；8年单产提高55.6公斤，年均提高7公斤，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产提高最快的时期之一。特别是，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四个首次”：即首次迈上11000亿斤的新台阶，首次连续5年稳定在10000亿斤以上，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实现连续8年增产，粮食人均占有量首次达到850斤的新水平。

　　这在我国粮食生产的历史上并不多见，也高于同期世界粮食平均增产水平。2004年至2011年，我国三大粮食品种（即稻谷、小麦、玉米）增产幅度年均3.12%，超过1978年到新世纪初的年均增产幅度2.28%的水平，比同期世界同类品种生产年均增幅2.12%高出1个百分点；我国三大品种单产年均增长1.69%，而世界同类品种同期单产年均增长1.13%。由此可见，我国粮食安全基础持续得到加强，粮食安全形势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二）当前粮食供求形势与结构特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推进，促进食物消费总量增加、结构升级。其中，人均大米和面粉消费量稳中趋降，消费者追求高品质的消费，如粳米、各种专用面粉及面粉制成品、动物性蛋白、植物油、食糖等消费增加。

　　第一，粮食供求紧张状况明显改善。我国粮食生产在2003年跌至谷底。2000～2004年，我国谷物产量五年合计（谷物，即稻谷、小麦、玉米等，下同）19.71亿吨，消费21.65亿吨，产不足需；而2005～2009年，谷物产量合计22.79亿吨，消费22.31亿吨，产大于需，比上一个五年的状况有明显改善。最近2年谷物“紧平衡”格局得到进一步改善。

　　第二，粮食供求区域不平衡加剧。一些主产区由粮食调出省变为调入省，粮食调出省由17个减少到13个，部分产销平衡区变成调入区，主销区调入量不断扩大。2010年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主产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省（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71.49%，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5.36%。特别是，全国粮食产销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粮食生产重心北移，南方粮食生产总量下降，呈北粮南调格局。1997～2007年，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北方6省粮食在全国比重，由36.2%上升到43.5%；而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南方6省，从36%，下降到31.6%。

　　第三，谷物供求品种结构矛盾进一步显现。一方面，稻谷、小麦产需基本平衡，但保持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近几年人均稻谷和小麦消费量稳中趋降，总消费量增长趋缓。我国人均年稻谷消费量从历史最高水平1991年的155公斤，下降至2009年的143公斤。过去5年，国内稻谷消费年均增长0.6%。人均年小麦消费量从历史最高水平1988年的90公斤，下降至2009年的78公斤。过去5年，国内小麦消费量年均增长0.6%。产量稳步增长，过去五年，稻谷产量年均增长1.8%，小麦产量年均增长4.5%，由此使两者供求相对宽松。但是，稻谷口粮消费的比重逐步提高，粳米消费仍将继续增长，而南方地区水田不断减少，水稻种植面积大幅下降，恢复和稳定生产的难度很大，稻谷供求总量将长期偏紧。

　　另一方面，玉米供求缺口逐步扩大。近年来，养殖业、工业用玉米增长较快，使玉米供求日益趋紧，缺口逐步扩大。过去五年，玉米国内消费量年均增长3.6%，略高于产量年均3.5%的增长水平，其中，饲用玉米消费保持年均2%的增长水平，五年共增加1100万吨；深加工玉米消费在2007年底出台限制玉米深加工发展政策之前的增长率约9%，之后降低到4%左右，五年平均增长约7%，共增加1400万吨。2009年，玉米国内消费1.56亿吨，产量为1.55亿吨，供求缺口100万吨，标志着我国玉米供求关系正式转入供不应求的阶段。近2年玉米缺口进一步扩大，近1000万吨。

　　与此同时，我国玉米由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20多年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玉米保持净出口状态，年净出口量在300万吨～1500万吨。自2007年度以来，随着国内饲料消费和深加工消费的增长，净出口量明显缩小。2009年我国进口玉米130万吨，净进口115万吨，距关税配额720万吨还有较大空间。2010年，我国进口玉米157万吨，2011年进口175万吨。

　　第四，植物油自给率进一步下降。近20年来，我国油籽生产稳步增长，从1990年的3533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4784万吨，年均增长1.5%。其中，大豆生产基本保持稳定，近10年来，大豆产量基本稳定在1500万吨～1600万吨，占国内油籽生产的33%。国产食用植物油产量从1990年700万吨左右，增加到2010年的1000万吨，年均增长幅度较小。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居民食物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植物油消费需求进入快速增长时期。我国植物油消费需求总量从1998年的1100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2750万吨，年均增长近8%。人均植物油消费从2000年的12.5公斤，增加到2010年的19公斤，超过世界人均16公斤的消费水平，但仍低于发达国家25公斤～26公斤的人均消费水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植物油、油籽进口迅猛增长。其中，大豆从1998年的385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5480万吨，年增长率达27%。目前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大豆进口依存度已达84%，占全球大豆进口量的61%。

二、粮食供求结构变化的新趋向

　　第一，不同粮食品种之间的替代性日益显著，影响粮食供求结构变化的不确定性增强。一是玉米转化成淀粉糖，替代食糖进入食品领域。我国食糖消费从2000年度的685万吨增加到2009年度的1143万吨，增长了67%，国内生产的增长未能完全满足需求增长，食糖进口量从102万吨增加到170万吨，也增长了67%。近年来，食糖价格迅速上涨，但是玉米价格在政府的调控下，上涨幅度较小，导致食糖和玉米的比价关系发生加大变化，2009年初，食糖和玉米的比价是1.93，截至2011年10月底，比价上升到2.94.玉米价格显得相对便宜，淀粉糖得以迅速发展，部分弥补了食糖缺口。

　　二是小麦替代玉米，饲料原料结构变化明显。我国小麦玉米正常比价应在0.95～1.05之间，价差则应在-100元/吨～100元/吨之间，历史上仅2007年突破了这一区间下限，极限价差达到-200左右，成为小麦饲用消费的分水岭，消费量由800万吨/年的常量猛增至1350万吨。随后两年，随着价差回归，基本稳定在1000万吨/年左右，2010年增至1350万吨，2011年度在1750万吨左右。

　　2011年上半年，小麦价格在政策调控下不断下行，国内玉米价格在深加工需求推动下逐渐攀升，造成小麦玉米差价逐渐缩小，至4月份开始转负，随着5月份玉米价格加速上涨，主要产销区全面转负，此时价差水平已经接近2008年的极限状态。6月份新麦上市价格走低，主要产销区价差进一步下滑，部分地区甚至进入-300元/吨～-400元/吨区间内，成为历史最大价差。

　　这一价差运行趋势，带动了更多饲料企业对小麦替代添加的应用，添加比例也在提高。全国小麦饲用替代消费已经开始增加，并伴随小麦玉米价格倒挂的时间延长而逐渐增多，年度增量可能在700万吨～1800万吨之间，将会导致新年度玉米饲用消费持平或略减，供求紧张状况得到缓解，小麦则出现近年来最低库存，但不会引发品种供求的质变。

　　第二，“谷贱伤农”、“米贵伤民”交替出现，平衡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难度增大。近年来，农产品成本进入上升通道，虽然农产品价格逐步上升，但农民种粮收益增幅远远低于成本和价格上涨幅度，种粮比较收益不断下降，农民增收形势严峻。但是，粮价上升给城市居民生活，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带来较大影响，对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

　　也带来较大挑战，近年来，食品价格的上升是直接推动CPI上升的主要因素。因此，国家宏观调控面临更加复杂的两难选择。

　　第三，粮价波动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调控的复杂性越来越大。（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课题《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目标、机制与政策研究》的具体分析）粮价在受农业成本上升、供求关系变化等传统因素影响的同时，受气候变化、粮食能源化、金融化、投机炒作等非传统因素影响将更加显著。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有：

　　（1）在当前我国食物收入弹性相对较高的背景下，收入快速增长导致食物需求总量的增长，推动粮价持续上涨；

　　（2）对于货币超发而导致的粮价上涨，其原因在于相对生产效率的低下，使得货币超发带来了低生产效率部门更多的相对价格上涨。

　　（3）在上述两种因素叠加条件下的价格波动机制，即在货币超发背景下，一方面由于农业部门相对低效率导致了相对更高的价格上涨；而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幻觉”使得消费者产生积极的收入预期，同时也提高了边际消费倾向，使得粮食需求进一步偏离原有均衡，价格上涨的幅度进一步加大。这也意味为，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更高的食物收入弹性）只要存在货币超发，那么粮食价格将会存在较大的上涨空间，反之亦然。当然，这一问题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必然现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价格波动的幅度将会不断收窄。

　　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和韩国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出现类似我国的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形。这是因为，从理论上看，日本与韩国都属于典型的小国，其需求的快速扩张在国内供给无法满足的条件下将从国际市场进口，而小国的进口量并不足以改变国际市场的供求格局，因此大量的进口将在很大程度上平抑国内收入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压力，同时也使得价格的上涨压力被国际市场化解。而中国作为理论模型上的大国，由于国内供求结构改变带来的农产品进口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结构，尽管大量的进口对平抑国内粮食价格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使得国际国内市场产生了反馈作用：即国内价格的`上涨将会带动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将会诱发国内市场价格的上涨，使得影响价格波动的因素更为多样。但是，从客观角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大量的进口的确可以有效地平抑国内粮食价格的过快上涨，但是所形成的新均衡价格一定位于国内最高价格与初始国际市场价格之间，因为反馈机制的新均衡将会处于中间水平。

　　与此同时，当前我国粮价上涨不仅仅处于国内市场结构变化以及货币宽松的宏观背景之下，生物能源的发展正在改变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供求结构，也对我国粮价波动产生深刻影响。从逻辑上看，生物能源未大规模推广应用之前，食品的收入弹性会随着收入的提高不断下降，但是生物能源的发展使得农产品与能源产生了相应的替代作用，因此生物能源原料的收入弹性又被提高，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提高带来了生物能源原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使之进一步传导至所有农业与食品部门，带来了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的放宽。诸多因素的共同叠加导致了当前条件下我国粮食价格的大幅度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