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大学精神的实质是“大学人”的精神，大学精神的失落与重建也与“大学人”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承担“大学人”角色的是大学领导者、大学教职员工和大学生。大学领导者是大学精神构建的倡导者和创造者；大学教职员工是大学精神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大学生是大学精神的继承者和辐射者。大学精神是大学人共同创造的，但同时又是社会所体认的，是大学与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

　　论文关键词：大学精神；实质；大学人；角色担当

　　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精髓与核心，是大学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市场经济、世俗文化与功利主义等多重冲击下的大学精神日渐式微。如何理解大学精神，从而重建大学精神，成为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必须思考的话题。

　　一、大学精神的实质及重建大学精神的理论基础

　　什么是大学精神？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不约而同地达成共识。一般从两个角度来界定大学精神。一种是从大学“个性”的角度来认识，认为大学精神是指“整个大学校园共同在一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培育起来的一种群体意识，是一所大学体现出来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等整体精神面貌，是一所大学共同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综合体现，是该大学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它是大学理念在实践中的逐步完善和升华，进而在自身办学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积淀。”另外一种是从大学“共性”的角度来认识，认为“大学精神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源性精神或称主体性精神，一类是为实现和表达本源性精神而需要具备的保障性精神。追求真理，坚持科学是大学的本源性精神；怀疑批判的精神、兼容并包的精神、相对独立的精神、人文精神、创新精神属于保障性的精神。”

　　个性的大学精神是大学独立品格的创造；共性的大学精神是每一所大学坚守“民族精神堡垒”的底线。大学精神是感受得到、体会得到，但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一种存在。它不是现实大学的外在的有形的物质形态，它以无形的方式彰显于这所大学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和这所大学所有人的精神面貌上。正如《大学精神档案》在论述哈佛精神时指出：“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见的哈佛，她在她更富于真、善、美追求的灵魂中，在她无数独立而又常常非常孤独的儿女们身上。”的确，大学精神的理解无论是从个性的角度还是共性的角度理解都离不开创造、继承和发展这种大学精神的“大学人”。因此，说到底，大学精神的实质就是“大学人”的精神，是大学人主体素质的建设，特别是大学人“人文精神”素质的建设。

　　当下，人们感叹大学精神的缺失，实质上是“大学人”精神的缺失。人的本质固然有对优秀精神成果坚守的义务和责任，但同时，人是活在历史中的人，必然会受到历史的局限。尤其在如今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大学人”在大学与市场、大学与社会、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漩涡中受到世俗文化、功利主义等影响，其精神面临着异化与蜕变。可以说，当今大学精神的失落实际上不仅是人文精神的失落，更是科学精神的失落。

　　历史上，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学院”还是西方的真正意义上“大学”，都曾孕育过人文精神的优良传统，然而在现代社会却遭遇到工具理性主义文化的围剿。工具理性对现实大学教育的征服与统治不仅让大学的人文精神急剧退位，同时也让科学精神本身受到挑战。正如金耀基所指出的：“大学今天最流行的形象，不再是‘保护珍稀物种塔’，而是‘服务站’——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不知不觉地社会化了、政治化了、市场化了。在这种情况下的大学已非独立研究学问之地，而成为即产即用的知识工厂了。”受到工具理性主义控制的大学何谈大学精神？

　　既然，大学精神的实质是大学人的精神，那么，重建大学精神的关键因素在于“大学人”精神的重建。人作为历史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他不仅受限于历史，同时也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关照历史和创造历史。大学人只有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清醒的认识，在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中将人文精神（人文教育）与科学精神（科学教育）重新整合，形成所谓的“科学人文主义”才可能跳出当前大学受困于工具理性的局限，从而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重建大学精神。“科学人文主义”的核心在于“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整合，不是两者的简单调和，也不是教育的科学取向与人文取向的二元相加，而是它们在高层次上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全方位的，是教育思想、教育价值观与功能观、教育制度和课程编制等方面的根本改变。具体地说，它是科学化的人文教育和人文化的科学教育的有机整体，它力图使科学人文化，使人文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而以科学的发展作为基础和实践目标的手段。”

　　大学人应该在“科学人文主义”的视域下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积极构建自己的精神，进而构建大学精神。

　　二、大学领导者：大学精神构建的倡导者与创造者

　　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走过百年的历程。纵观这百年中留下鲜明印记的具有大学精神的高校，无不与这所高校的领导者密切相关。如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竺可桢之于浙大、张伯苓之于南开、马相伯之于复旦……正如章开沅在其著作《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的序言中所说：“在百余年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有一大批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与成长作出了无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先驱者的功绩。特别是其中那些办学有成就的著名校长，他们和他们所辛苦经营的著名大学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块块丰碑。他们教育思想的丰富精粹、办学理念的卓越高远以及实践业绩的泽惠后世，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肯定与尊重。”的确，仔细考察这些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足迹的大学校长们，人们发现，他们无论是曾经留学欧美，还是固守本土文化，他们在精神深处无不坚守着人文精神的理想，都是有担当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怀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挚情感，勇敢地担负起振兴民族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将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培养确立为教育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