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心理学家Theodore R. Sarbin在其主编的论文集《叙事心理学：人类行为的故事性》中第一次提出了“叙事心理学”的概念。书中集中探讨的一个观点就是：故事是修整经验和指引判断与行为的基础[1]。而该书更是提出了用叙事范式代替传统实证范式的主张，因此通常被认为是叙事心理学诞生的标志。

　　口述史学，简单地说，就是搜集、传播口头史料，并以此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方法。史学家对口头史料的运用由来已久，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则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2]。那么，口述历史和叙事心理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回答上面问题前，我们不妨先来做个拆字游戏。“历史”是什么呢？英文就是“history”，拆开来就是“hi，story”，即“你好，故事”。而对故事的问候和描述就是叙事(narrative)。这不是巧合，其实历史知识恰恰具有叙事的结构，无论是人类历史还是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建立在叙事文本的基础之上的。不同学派的哲学家也都相信叙事是一种完全有效地再现历史事件的模式，甚至是为历史事件提供解释的有效模式。正如Croce的一句名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3]。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口述历史其实就是一种叙事的研究方法。

　　可见，“叙事”成为心理学和历史学两大领域共同采用的一种研究范式，它的推出不仅促进了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在各自领域内的兴起，更通过“叙事”自身的特点与功能，搭起了叙事心理学与口述历史彼此连结的桥梁。但是在严谨的学术领域中，讲“故事”无疑带有平民特色和田野操作特点，那么，“叙事”到底是如何引领叙事心理学、口述历史分别走进心理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大雅之堂，进而搭建起二者之间连结的桥梁呢？而连结后的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之间只是泛泛之交，还是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呢？本文接下来将试图对叙事、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一探讨，并回答上述问题。

　　1 叙事的推出

　　1.1 实证主义作为传统范式的霸权

　　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在探索自然规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进而推进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自然也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于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一切都应该被纳入科学的范畴，一切问题也都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迎刃而解。这种认为只有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实证主义思潮，也深深地渗入了历史学领域以及当时才诞生不久，正试图通过效仿自然科学从而确立自己学科地位的心理学领域。

　　实证主义思潮的渗入使史学家坚信：只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史料，研究史实，并以严格的科学逻辑进行考证，就可以获得确凿的历史事实，从而客观地再现往事。“历史事实”这一概念就是由被誉为科学史学之父的，德国的史学家Leopold Von Ranke正式提出的。Ranke不仅把历史事实等同于自然科学的事实，甚至认为历史事实只存在于那些“曾经目击其事的人”所记载的文献史料中，没有文献便没有历史学。在Ranke学派的影响下，文献考证成了19世纪西方职业史学家训练的中心内容。而传统的口述回忆，因其是一种有确定目的的有意回忆，不符合Ranke所谓的“纯客观”的原则，必然会随着西方史学专业化的形成而遭到冷落[2]。

　　而心理学采纳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就意味着它接受了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经典自然科学的基础假设是决定论、还原论、机械唯物论和元素论。叶浩生则具体分析了这些基础假设在心理学中的表现。

　　将“任何自然现象都处在因果关系中”为假设的决定论原则贯穿到心理学中，使得“寻找心理和行为的决定因素”成为了心理学家的主要任务。最典型的贯彻者就是行为主义学派，他们力图从环境刺激中寻找特定行为的决定因素，以便为预测和控制行为服务；现代心理学又以各种形式承袭了还原论的原则，或者把复杂的心理过程还原为计算机的符号操作过程，又或者把复杂的社会行为还原到更为简单的基因水平上；秉持机械唯物论观点的心理学家更是把人当作“机器”或是“自动机”，想要轻而易举地控制人的行为；而心理学家在接纳了元素论基础假设后，便力图寻求心理或行为的元素，进而确定心理元素或行为元素的结构和组合规律[4]。在那个理性至上的时期，以在自然条件下关注人们内心真实体验为研究理念的质化研究，自然被排斥在心理学“科学”的大门之外。

　　1.2 后现代思潮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开始质疑实证主义的霸权。实证主义所研究的物理世界是逻辑的、规律的，有因果关系可循的，可以采取统一的模式的。但是，历史学和心理学各自的研究对象——历史和人，是复杂的、多元化的。虽然有时像物理世界一样有逻辑和规律可循，但更多时候往往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无规律可循的，因此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采取一统的模式。于是，在20世纪中叶，针对长期以来居于霸主地位的科学主义，隐含着反理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趋向的后现代思潮开始兴盛。而后现代思潮的核心就是：科学知识并不是绝对的，即使是在科学主义崇尚的观察中，也存在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互动，观察对象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存在；真理依赖具体的语境而存在，因此不能够用任何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5]。

　　Stephen Pepper在其1942年出版的《世界的假设》一书中描述了四种世界的假设或纯哲学立场：形式论(formism)、机械论(mechanism)、机体论(organicism)和语境论(contextualism)。前三种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后，语境论逐渐崭露头角。因为语境论主张，任何一种现象的理解都离不开事件发生时的历史背景，力求设身处地、历史性地，理解语言、心理、行为等各种社会现象，反对任何所谓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标准。叙事心理学之父Sarbin认为，语境论的世界观更加适合人类世界的复杂性，应该“能够为人类科学提供更加合适的指引”[1]。小到个人，大到整个历史，其实都“不是由逻辑或理性所确定的，而是由语言的迂回曲折所确定的。虽然我们可能相信自己是语言的驾驭者，但更合适的说法是，语言驾驭着我们”。所以，语言不仅仅是用以描述事物的抽象工具，它更多地用于建构自我和世界，并因此使事件发生[6]。

　　随着Ranke文献史料学的衰落和文献资料的日益减少，口述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重新登上了历史学的大雅之堂。尤其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以John Tosh和Charles Joyner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当代口述史家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以往史学家到档案库中穷本溯源，研究原始文献，试图客观地再现往事的做法是徒劳的。因为口述史料与所有以精神形态存在的史料一样，只是历史认识的“间接客体”或“中介客体”，而不是“直接客体”或“原本客体”。所以，从档案库转到现实生活，从查找原始文献转到与被访者互动，“叙事”这种“田野”工作开始越来越受到口述史学的重视。

　　另一方面，当哲学领域轰轰烈烈的后现代思潮超越其探究世界图景的领地，而延伸到探究人的内部世界的心理学领域，并不断摇撼着科学主义在研究中的霸主地位时，一种新的心理学范式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种新的范式就是叙事，叙事的平民思维和话语方式也开始作为常客被推上心理学研究的大雅之堂[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