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前进过程中遇到了种种阻碍，其中有来自人为的制度的制约，也有农民工自身的原因。在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在工作、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惯习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并可能促进农民工保留自身的族群特性，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产生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惯习；障碍因素；族群性再生

　　Abstract：As a complicated systematical social project，the farmer-worker’s acquiring citizenship is facing a lot of handicaps，some of which are institutional while some come from the workers themselv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hemselves into citizens，the workers’ life style and working habits are not propitious；they even make the workers stick to their farmership，which has negative influences on the urbanization of China.

　　Key words：farmer-worker’s acquiring citizenship；habit；handicap；resurgences of ethnicity

　　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迈出了快速发展的步伐，形成了中国社会中醒目的民工潮并一直持续至今。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在城市化大潮中，农民工市民化在所难免。不管是从目前状况还是长远的规划来看，中国城市化都需要关注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这是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农民工市民化并非一个理论上的应然和必然，在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虽然进了城，但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而是出现了半城市化状态[1]。为什么农民工市民化不能顺利进行?在此进程中存在什么样的障碍因素?这些正是当前学界努力探讨的问题。

　一、农民工市民化概念和障碍研究

　　针对农民工进城的诸多研究已形成共识，即农民工进城不仅是农村人口的经济活动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也不仅是他们在空间上移居城市，而是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文化移民”，是农民向市民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面转变。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从理论角度观察，在农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非农化、城市化和市民化应是互为关联、协调发展的三个方面，它们共同推进是农村现代化较为理想的过程。但在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它们却十分不平衡，当非农化已经发展到较高程度时，城市化尤其是市民化却远远滞后。

　　“城市化”概念侧重于国家、区域、社会结构、物质层面的变化，“市民化”概念则主要指社会成员角色的转型。有学者认为，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是指农民、城市农民工等在身份上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如居留权、受教育权、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等；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完整的农民工市民化应该是广义上的农民工市民化[2]。

　　农民工市民化的严重滞后已经引起了广大学者的研究和关注。在对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进行讨论时，相当多的学者都注意到了我国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构成了农民工群体市民化的制度性障碍。这些现存制度一方面促进了农民工的“非市民”身份认同[3]，另一方面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缺失状况[4]，并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制度供给或制度创新以完成农民工群体向市民化的历史转变[5]。

　　制度障碍是与国家、政府相关联的技术层面上的农民工市民化障碍，当前在对待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上，国家针对农民工进城及城市定居行为经历了从限制、默许到鼓励的政策历程，许多帮助、鼓励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正在制定、建立。

　　而从广义的农民工市民化角度看，制度的改变并不必然导致农民工市民化，因为这个过程中还涉及农民工价值观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与国家、政府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层面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农民工转变为市民是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继续社会化与初始社会化不同，那些在初始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化内容将会严重影响继续社会化的方向和进程，而这些正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非制度性影响因素。

　　二、惯习与农民工市民化实践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前经历构筑了他们的群体特性，这是他们市民化转型的前提，可用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来概括。在布迪厄看来，随着个人不断接触某些确定的社会状况，逐渐会形塑起一整套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就是惯习。惯习“是历史的产物……它确保既往经验的有效存在，这些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与各种形式规则和明确的规范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和它们历时而不变的特性”[6]。

　　布迪厄的惯习是他实践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如果将农民工市民化看作农民工自身的实践过程，其市民化实践将表现为他们原有惯习和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不断相互作用的具体活动。在与城市结构和城市居民的互动过程中，他们的种种行事、决定、权衡、冲突，不是他们面对具体情境所做出的临时性反应，而是行动者的生平情境和历史处境的积累性反应。

　　据布迪厄分析，行动者都是通过由以往经验建构而成的范畴来理会和感知各种外在刺激和制约性经验。也就是说，初始经验必然是优先的，更为重要的，因此惯习的性情倾向系统也就具有相对的封闭性[7]178-179。他在分析北非一些农村本来浑身传统惯习的农民突然置身于资本主义世界时提出了惯习滞后现象。他认为，行动者所处的场域发生了急剧变化，但由于惯习特有的惯性而出现了滞后现象。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二者之间既存在现代化发展方面的差异，又有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他们在刚进入城市场域时会发生这种惯习滞后现象。农民工的惯习和惯习滞后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研究不可忽略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