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外部经济、知识溢出和社会资本等角度分析了企业集聚、经济集聚状况、城市地理位置与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关系,并利用分层线性模型(HML)检验了集聚效应对服务业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集聚程度对服务业生产效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城市区位也对服务业生产效率产生显着影响。东部地区城市比中部或西部地区城市的服务业生产效率高,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推动力强;中部和西部具有同质性,二者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没有显着差别。

关键词:服务业;集聚;分层线性模型オ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服务业增长迅速,但同时却出现了地区差距逐渐扩大的现象。不断扩大的地区发展差距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服务业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3年,在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服务业增加值最高的(上海)达到3000.13亿元,最低的(定西)只有4.54亿元,相差2995.6亿元,差别非常悬殊。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最高的(广州)有30682元,而最低的(六安)只有922元,前者是后者的33倍多(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分布情况见图1)。服务业在各城市经济中的地位也非常悬殊,服务业占GDP比重最高的达到80.89%,最低的只有10.45%,两者相差70%多。全国城市平均服务业比重是43.9%,只有89个城市在平均值以上。

　　2003年各城市之间服务业的标准差系数为2.39,高于GDP的差异程度(2.10),同时也高于工业的差异程度(2.02)。从时间序列来看,服务业的差异在逐渐扩大,1990年服务业增加值的标准差系数为2.21,到了2003年提高了0.18个百分点。各城市间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差异不如服务业增加值的差异明显(详见表1),2003年其标准差系数是0.72,略低于人均GDP和人均工业增加值的差异,它们分别是0.73、0.96。

　　2003年,284个城市的平均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是9588元,其中有59个城市超过平均水平,在这59个城市中,东部地区城市约占68%,中部地区城市占19%,西部地区城市只有13%。

　　上述数据分析表明,当前各城市间、三大地带城市间的服务业都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发展程度高的城市和落后城市的差别有扩大的趋势。

二、集聚效应对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差异的影响

　　国内学术界对影响地区服务业差异的因素已有所研究,但相当多的实证研究是基于新古典增长论,将服务业的地区发展差异归纳为要素投入、市场条件和政策等方面,很少有研究关注到集聚效应对地区服务业发展差异的作用 (李辉,2004;倪鹏飞,2004)。

　　传统的经济学假定空间是匀质的,并假定所有生产要素可以完全无成本地瞬时流动。现实世界中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在空间上不是均匀分布的,而不同地理条件禀赋给各地区带来不同的发展机会,地区的经济密集程度和地理区位与经济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最近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考虑地理空间因素对经济的影响的前提下,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假设出发,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作出全新解释。本文以新经济地理理论为基础,引入集聚效应和其它地理空间变量,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重新解释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差距。

(一)经济集聚与地区服务业发展

　　经济高集聚度地区会对服务企业形成较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生产者在城市集聚能给服务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首先,有利于资源共享,节约成本,共同分享外部经济利益。如果服务企业间彼此聚集,则每个企业都可通过共享某些公共投入,例如同一劳动力市场、公共资本、城市基础设施、商业信息及新技术革新等,降低各自的生产成本,且在不牺牲个体灵活性的情况下,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获取收益。

　　其次,企业聚集利于知识溢出,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进而提高企业和整个城市的整体竞争力。新增长理论认为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情况取决于其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知识经验具有递增的生产力,在边干边学中可以得到积累。知识是公共产品,具有“外溢效应”。而知识积累量、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水平、人力资本提升可以由企业进行正式的专项研究开发得到,也可由企业非正式研究与开发活动得到,如借鉴同行经验、互相交流学习等。而“今天技术变化的主流已不再取决于正式的研究与开发,而是取决于包括学习在内的各种非正式研究与开发活动。据有关学者测算,目前,正式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只占到产品和服务创新费用的35%”(王缉慈,2001)。

　　如果双方相距不远,处于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集聚区内,由于空间邻近和共同的产业文化背景,可以加强隐性知识的传播与扩散。在传递信息、共享知识和交流思想的各种媒介中,“面对面”交流被认为是信息量传递最多的方式,因为“口头载体要比书面媒介更富裕,电子邮件虽然克服了距离的限制,具有很强的覆盖性,但它仍然无法传递诸如暗示、个人感官体验等信息,在反馈的及时性方面,它弱于电话,更弱于面对面交流”(比歇尔和劳布,2001)。Lissoni(2001)的调查结果也证明,超过8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在解决问题时首选的方式是口头解释,其次才是实践说明、参考其它书面资料等。这一切都说明面对面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是隐性知识学习和共享的最有效方式 (郑胜利,2004) 。地理的接近为沟通提供了便利的渠道,空间邻近可以使大量的“面对面”交流更加密集和方便,节省了时间和交通成本。服务企业可与客户通过直接接触,探讨如何更好地改进服务,优化生产流程,减少等待时间,满足顾客多样化需求,提供优质、快捷、便利、贴心的服务等。

　　不仅如此,非正式的渠道,如员工之间的关系网络、人员的工作时间之外的流动和生活联系都可以使得隐性知识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传播。工作之余,人们利用各种机会,如朋友聚会、公共场所聊天、休闲娱乐健身场所偶遇等互相沟通交流,增加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量,产生思想碰撞,加速知识创新。Freeman(1991)认为,隐性知识学习主要是通过非正式网络完成的,所以非正式网络对集群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企业在空间上的邻近有利于人员的沟通交流和信息的积累、传递与扩散,在较小的空间范围内可以很方便地面对面沟通,而超出一定的地理范围再进行这样的交流很费力,信息难以向范围外渗透和扩散(魏江,2004)。

　　企业集聚使得近距离观察竞争对手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实现模仿成为可能,集群内先进服务企业的创新理念、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服务等会起到示范作用,先进的企业知识成为集群知识场中的“知识极”,在集群内产生极化效应。后进企业迫于竞争和在这种知识极化的作用下,就会立即学习、模仿和追赶。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1997)很早就描述过这种现象,在这里“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如果一个人有了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新的思想源泉……”。

　　最后,集聚于同一地区的企业,各种各样的联系形成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加强彼此间的信任,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服务企业的生产方式与其它企业有所不同,其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使服务生产过程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实物产品有确定的产品质量标准,顾客购买前可以先验货再与生产企业商定价格,进而签订购买合同。整个交易过程非常明晰,双方都有机会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风险。但服务企业的交易过程不同,双方的信息非常不对称,顾客不知道服务质量如何,生产者也不知道顾客是否存在严重的机会主义。在顾客购买前,服务产品还不存在,顾客无法判别产品质量,不敢轻易付费,害怕“货不对路”或产品质量达不到自己的要求,而服务企业在与顾客商谈且确定价格进而签订契约之前是不会贸然提供服务的,因为服务企业提供的往往是无形产品,它们可能是一套方案,一个规划,一种思想,一句口号,一个标语等,如果没有以实物为载体,其所有权是不清晰的,其它人在听到或看到后都可以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思想,稍加转化就可以用于实践。如果生产企业在没有与顾客达成协议之前就提供服务,生产结束,顾客消费完后,将接受的服务已经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如果存在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倾向,就可能会以产品质量不合格等多种理由拒绝履行责任。

　　地理位置接近的企业家们的联系比较多,对彼此都非常了解,有的甚至是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或有过接触、一直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等,这些关系形成社会网络。在社会网络中,各种联系培育的社会资本可以增强彼此的信任,降低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