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达性天”是康熙皇帝赐给岳麓书院等处的匾额，主要表彰这些书院对于传承理学、培养人才的贡献。“学达性天”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是指通过教育，通过做学问，通过“养性”，达到“性命合一”，达到“性”与“天”齐，达到“性”和“天”的统一。这既是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也是中国教育几千年不变的目标。对我们现在的教育教学工作仍有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下学上达；性命合一；天人合一

一、缘起

　　20xx年年初，在“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讨会上，湖南大学的李兵老师介绍岳麓书院时，有人提出问题：“能否将湖南大学的文化史从岳麓书院算起？”我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的文化是百年还是千年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如果单单从现代大学的定义看，中国的大学确实只有百年的历史。而如果从大学的文化意义上看，中国大学的历史就远不止百年，而是千年，甚至几千年了。但是如何认识几千年的中国大学文化呢？我当时提出，是否可以从研究岳麓书院讲堂上方横匾的“学达性天”四字入手？会后，李兵老师告诉我，这个横匾是康熙皇帝送给岳麓书院的。当年康熙共给全国送了9个同样的匾，其中给书院的有两块（另一块给了白鹿洞书院）。由此我更加认识到了这四个字的分量，甚至想到，这四个字是否相当于今天的教育方针？所以我决定，对这四字进行进一步的思考，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二、“学达性天”的解读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学达性天”四字是康熙题写的，但其思想却是出于先秦的儒家，在《论语》、《中庸》、《孟子》及郭店竹简的“性自命出”篇中均可发现其渊源。

　　首先，其直接的来源是《论语》的“宪问”篇第35章：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天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由此可知，“学达性天”中前两个字“学达”的含义就是“下学上达”。朱熹在其《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用程子（即程颢、程颐兄弟）的解释：“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

　　其次，要理解“性天”，则须理解《中庸》一文中的开首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还有“郭店竹简”中的“性自命出”章：“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内（入之）。”

　　相对而言，“天”较容易理解，无非指“自然之天”或“义理之天”（可相应理解为“先天之天”和“后天之天”，因为“义理之天”是人为后天赋予的）。而“性”则较难辨析。我认为，要全面理解“学达性天”的含义，需要将《中庸》和“性自命出”章的`思想融会贯通，并借鉴郭沂提出的“天道下贯”思路，用“天－命－性－情－道”五位一体的观念来解读。由此，要理解“性”，就需对“命”有所认识。相对于“天”的“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的双重含义，“命”也具有“生命之命”和“命运之命”的双重含义，而“命运之命”又有“宿命之命”和“使命之命”的双重含义。同时，“命”可作为动词使用，作为动词的“命”同样具有“命定”和“使命”的双重含义。由此，“性”也相应具有“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的双重含义。“性”者，“质”也，“性质”也，“本质”也，兼气质而言者也。一个人，既有先天的气质，也有后天的气质；人的本质，是先天气质和后天气质的统一体。记得存在主义有一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质。我认为，这句话只讲了一半：人只有先存在，才能具有本质，但还应加上一句：存在创造本质。存在与本质是一个统一体。存在是人的生命的存在，是“命”的存在；本质是指人的本质，即人的“性”，所以，存在与本质的统一，用中国古代的话语讲，就是“性”与“命”的统一。“性”与“命”的统一，即“性命合一”，就是“性”与“天”的统一，也是“人”与“天”的统一。所以，“性命合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天人合一”。或者，至少可以说，“性命合一”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内涵，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内涵（因为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不同的内涵）。中国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就是通过教育，通过做学问，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大学“八条目”），通过“养性”，达到“性命合一”，达到“性”与“天”齐，达到“性”和“天”的统一。这既是中国文化人几千年不变的追求，也是中国教育几千年不变的目标。我认为，这就是“学达性天”的内涵之所在。无怪乎钱穆先生在他的《人生三步骤》一文中将“性命合一”作为人生的最高层次。如果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话语表达，“性命合一”就是人的“自我实现”，也是马斯洛所推崇的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

　　分析到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了“学达性天”的内涵和重要意义，但是，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呢？因此，我们还必须继续认识“情”和“道”的作用。

　　如上所述，“性”，准确讲是“养性”，在“学达性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大学“八条目”中的“诚意、正心、修身”都体现了“养性”。所以，《中庸》讲“率性之谓道”：按照“本性”行事就符合道，就是“道”。但是，是不是直接从“性”就可以抵达“道”呢？实际上，这中间还有一个环节。正如庞朴先生所说，“郭店竹简”的发现，为《中庸》命题的出场，做了充分的思想铺垫，补足了孔孟之间所失落的理论之环。这就是“情”的环节：“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由于历史的原因，后世的儒家对“情”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认为“性善情恶”，认为“情”就是“欲”，进而提出要“兴天理，灭人欲”，从而完全对“情”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将“情”逐出了教育的视野。这样的错误做法，一方面使得“道”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某种程度上成了假道学；另一方面，使得人的培养发展中压抑了情，偏离了正常的途径，出现了不少伪君子。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深刻地记取。事实上，人的情感也具有两个方面：作为动物性的情欲和作为真正的人的情操。不仅对情操要肯定、要培养，就是对正常的、为生存必需的情欲也要肯定。只有当情欲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并损害了他人利益时，才需要给予限定和制裁。而且，情感的正常发展对人的心理健康、个性形成，进而对才华的发挥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大部分天才都是性情中人，是和常人不一样的人。所以，应该注重情感的辨析、培养和熏陶，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使其合情合理、近义成道。正是因为对“情”的不同把握，就成就了不同的人，如明代吕坤在《呻吟语》中所说：“小人纵情，君子制情，圣人调情。”可见，只有通过“情”，才能使得“天－命－性－情－道”的下贯和上达流畅无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