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国际化及学术技术的融合发展论文

　　近年来，我国学术发展可谓举世瞩目，SCI数据库2016年收录我国的科技论文32.42万篇，占世界份额的17.1%，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2位。在2016年我国发表的国际论文中，国际合著8.3万篇，占我国发表论文总数的25.8%［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参与国际化学术互动的效果是令人振奋的，为我国的学术国际话语权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反观我国学术出版机构在这方面的表现相对落后——我国现有的300余种国际期刊，绝大多数是与国外学术出版机构合作的刊物。我国学术出版机构应当“不忘本来、吸取外来、面向未来”，切实融入国际出版领域，支持我国学术话语权的建设。学术出版是一个系统性的事务，抛开学术编辑出版而谈技术是本末倒置。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学术传播的链条缩短，学术出版机构要更加敏锐地捕捉学者对内容资源的需求。因此，除去技术带来的变化，学术出版机构对内容的考量和组织方式也与传统出版不同。本文从国际学术出版的基本制度入手，探寻信息化时代我国建立学术国际话语权的进路。

一、学术出版的纸电之争

　　从1971年MichaelS.Hart将美国《独立宣言》输入计算机制作成第一本可在因特网查阅的电子书开始，电子书开启了出版业的新时代［2］。1996年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提供通过SpringerLink网站阅读、下载电子图书和期刊的服务，1999年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标准技术局发布了基于XML的OpeneBook（OEB）格式标准，这就是至今学术出版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数字内容标准。学术出版的根本目的使得纸电之争毫无意义：学术出版的意义在于促进学术传播和交流，其价值在于学术本身而非承载媒介。学术出版的发展遵循适用于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路径——以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方式进化、替代、升级。以欧洲最大、最古老的大学图书馆之一的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为例，其主图书馆和80多所分馆共藏有250万种纸质书刊，拥有185.3万种电子书和5万种电子期刊的使用权，需要334名图书馆员向超过170万读者提供服务（2014年数据）。如果进行数据化处理，如此庞大的馆藏资源完全可以轻松地储存在一台台式计算机中。学术科研过程中，检索查找知识点的需求远远大于阅读需求。数字内容在检索方面相比纸质书刊具有先天优势，利用出版平台的检索工具或第三方搜索引擎可以进行词组和语义的快速准确查找，甚至可以定位到文献的行间段落，极大地提升了文献检索效率。在DOI、Crossref等第三方学术服务平台的进一步支持下，文献检索、参考文献的跨平台跳转链接通过简单的鼠标点击就可实现，这是以往任何出版方式都不具备的服务能力。数字内容还具有随时上架、更新等优势，不需要图书馆员从事日常的借阅、回收和上架工作，使得图书馆经费可以更多地用于学术资源的采购，减少了硬件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数字出版主要有数据库和数字出版平台两种形态。数据库主要以已经出版的内容为基础（类似国外学术出版机构的回溯数据库），能够以在线远程访问或离线镜像安装的形式提供服务。这种出版模式对编辑周期和信息技术要求不高，出版的时效性不强，因此不需要使用全程线上处理方式。数据库的传播销售类似传统的纸质出版物，需要依靠传统销售渠道的支撑，内容资源的网络可见度较低，可简单地理解为传统出版内容在数字应用方面的延伸。数字出版平台是目前国外主流学术出版机构提供的服务，使用征订模式向客户预售产品（如未来1年），保证向客户提供一定数量的内容资源。这种模式对编辑出版流程和线上处理流程要求较高，需要较大的成本投入。但是，鉴于学术内容的实效价值远远高于回溯内容，收益也相对更高。数字出版平台的互联网可见度较高，通过网络检索引入读者资源。因此，数字出版不是对出版行业的挑战，而是学术出版的机遇和回归。在信息化、数字化的出版传播时代，以往固有的传播壁垒被技术撬动，数字化带来的成本下降为中小型出版机构带来了腾飞的机遇。

二、让学术回归学术，让出版回归出版

　　学术出版作为学术界紧密的盟友，是学术传播和交流的桥梁，如同制药厂是药学研究的转化机构一样。学术出版机构作为学术成果的转化机构，如果不能让学术回归学术、让出版回归出版，就如同药厂弄虚作假生产出无效甚至有害的药物，并让其流入市场。在现代科学同行评议之父英国哲学家HenryOldenburg（1619—1677）的影响下，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oftheRoyalSociety（自然科学会报）在1665年采用同行评议框架并在19世纪30年代形成了系统的同行评议流程，同行评议逐渐成为甄别学术质量的重要标准。同行评议是由数名与作者研究领域相同的专家学者通过双盲、单盲或开放的方式对学术质量进行评审。一些出版人甚至会请评审专家就书稿的组织结构、明显缺失、研究方式乃至数据问题提出完善建议，从而使同行评议成为协助作者完善著作的服务。同行评议是学术出版机构让学术回归学术最直接的方式，也是与学者建立紧密联系的有效方式。国际出版道德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对学术出版的最基本要求——透明度原则（Princi-plesofTransparencyandBestPracticeinScholarlyPub-lishing）做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刊物声明并使用恰当的同行评议机制和避免相关方利益冲突作为学术出版的最基本需求。近年，不少学术期刊被打上掠夺性的烙印，大多是因为其违背了COPE的透明度原则，从而不被国际学界和检索数据库认可。目前，我国有316种期刊成为COPE的会员，约为知网收录期刊种数的5%。迫于经济效益的压力，国内学术出版机构大多以补贴款作为是否出版的硬性标准，严格使用同行评议的出版机构并不多。这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方式，使得我国的学术成果评审被隔离在学术界之外，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受到偏见。国外同类学术出版机构基本上会相互认可学术质量，然而我国大多数学术出版机构的出版物需要经过外方评审，不被信任的原因是双方采用不同的学术质量甄别制度。我国学术出版机构要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必须重视学术质量，最简单的证明学术出版物质量的方式或许就是执行COPE的透明度原则，与国际学术出版机构采用相同的学术质量甄别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