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小编为你带来的论国家社会资本及其功效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学术界关于国家社会资本的研究在国内较为少见，一些关于国家社会资本的思想只是闪烁在部分学者的研究中。而国外相关研究则比较多，最早也最杰出的要算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对美国社会资本的研究。帕特南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1993年基于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调研之上写成的《让民主运转起来》一书；在《美国展望》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独玩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1995年春季号）、《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1996年春季号）、《公民美国的奇怪消亡》（1996年冬季号）等。他最近出版的著作《独玩保龄球——美国社群的兴衰》可以说是他对美国社会资本研究的又一非常具有创建性的研究成果[i]。在以往的研究中，他认为美国以公民社团形式体现的社会资本比上一代已大大削弱[ii]。在新作中，他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社会中市民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趋势，指出到20世纪末，美国的社会资本存量已大大降低，这对个人、社区和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阻碍了人们的生活、工作以及社会的有效发展。在该书中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可信任性”，并认为社会资本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帕特南在研究中指出统治危机和社会资本的下降与社会生活直接相关。

　　在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中，个体可以是个人、组织，也可以是国家。他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更多的是针对美国这个国家层次，而国家的社会资本与个人、组织的社会资本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遗憾的是他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并没有提出国家社会资本的概念，更不用说给之以一个明确的定义。笔者在本文中将国家社会资本界定为嵌于一定国家和社会结构中的内部关联的总和。它以非制度性权威、公民结以及社会信任系统等为主要内容，对一个国家及人们生活的整体发展产生影响，国家通过采取目的性行动可以增大或改变其流动方面。

　　国家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与个人和组织的社会资本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不与权力正相关，而与国家如何运用其权力来创建社会资本存在极大关联。国家社会资本具有内容和形式多样化的特点，本文只分析国家社会资本的三个主要内容——非制度性权威、公民结和社会信用系统。

（一）非制度性权威

　　国家是集合了一整套功能与结构并将适应性予以普遍化的集体。国家的一整套功能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维持社会的动态平衡。当社会内部冲突无法通过社会自身机制予以解决时，社会往往诉诸国家，希望通过国家来化解冲突。而国家功能的实现和意志的传输都得以权威为基础。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国家的政治领域总是以权威的存在为前提的，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布劳指出，政治国家垄断了一个社会中的强制力量的合法使用，这可以用来作为控制他不听话的成员的最后一种手段[iii]。他的言外之意是，国家应尽量在不运用其强制权力的情况下来解决问题，而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的确存在可不动用强制权力的手段。非制度性权威就包含在内。

　　非制度性权威与正式制度产生的权威是相对的。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它具有强制力，对个体产生的是一种外在约束。正式制度权威的创建需要长时间相当繁琐的工作，且耗资巨大。它是由法律制度赋予的，不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与前者相比，非制度性权威的规范和要求不需要借助于一个非凡的工程从外部引入，它已经或多或少地蕴含在社会中。它由人们内心认同、自发授予并建立在威望和尊敬之上，既表现为一种影响力和引导力，又表现为一种互动中的权力关系。它是一种生产性而非压制性权力关系，较制度性权威更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之中。由于它主要从服从一方的赞同和认可中产生，因此它可使服从方在更广阔范围的社会生活中受到限制。

　　非制度性权威的作用首先在于将对人们的外部约束转变为自我约束，人们逐渐忘却正式制度直接的、命令的约束，无形中接受了间接的、肯定式诱导的约束。这样非制度性权威让人们产生理性的自觉意识，从外在约束（禁止）过渡到自我控制，减少甚至消除对正式制度的敌视意结和抗拒行为，不再被动地服从正式制度权威。正式制度权威在人们眼中也变得更具有合理性，于是更乐意去遵从。内化了的非制度性权威从国家与公民的特殊主义纽带中获得其持久性和支持性的意义。其次，正式制度的运作中有非制度性权威护驾能更有效地实施。非制度性权威监视正式制度的运行，保证其运行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非制度性权威的削弱则意味着制度性权威（政治权威）和国家统一性受到削弱。政治社会学认为，制度性权力的强制性越强，公共性程度越高，其所作的恶的可能性就可能越恶劣，恶的规模也可能越大，如公共权力的问题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里，非制度性权威为制约权力滥用提供了可能性。按迈克尔·曼恩对国家权力的分类，非制度性权威属于他所说的基础权力——国家渗透社会，在社会中合法地实施自己的政治决策的能力，它通过官僚系统，以常规化的方式运作[iv]。作为一种基础权力的非制度性权威具有很强的渗透社会的能力，能提高行政管理系统的实际权力和执行能力，弥补专断权力有限的通过官僚系统正常实施政策的能力。最后，当培植和创建非制度性权威成为支配方群体内的一种风尚时，非制度性权威便成为了该群体内的特殊主义的价值，是群体整合和团结的媒介。它还能把整合纽带的范围扩大到个人权力吸引的界限之外，这样除了能有效地抑制公共权力的，还能提高群体的凝聚力和群体成员的素质，并有效改善其与权威服从方的关系和互动模式。此结果还体现为哈贝马斯所称的沟通理性的`增长，可使社会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成熟度[v]。

　　非制度性权威也是民主的需要，对民主的发展至关重要。萨托利认为“民主应以把权力（一种强制力）转变为权威（一种引导力）为目标。”[vi]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掌握国家权力，而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要夺取权力，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增大权威，用“有权威者”取代“有权力者”。国家非制度性权威的培植要求支配方在与服从方的互动中将其权威置于本身的领导品质以及服务公众的能力之中而不是置于法律或职位赋予的权力之中，这无疑对加强他们的控制性影响、提高国家社会资本有好处。福山就曾指出，影响社会资本供应的最后一个因素关注的不是群体的内聚力，而是群体与非群体成员交往的方式[vii]。

　　我们称目前我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在广阔的“体制外”领域里，有以“非制度”形式存在的规则。这些规则的权力合法化便要通过被赋予非制度性权威。要在非制度领域获得权力就必须培植非制度性权威。我国非制度性权威主要来自于政府官员和广大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思想、人格和工作作风。它在广大工作在基层的官员（特别是街道和村乡干部）身上体现得较为充分。他们的非制度性权威实际上比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产生的权威对人们行为具有更大范围的约束能力。一个存在的问题是在正式制度调控越来越大的人们生活范围的同时，我国非制度性权威的下降导致其对人们的实际影响也在不断下降。转型期，法人行动主体的普遍出现冲击了传统社会秩序，而维持新型社会结构中社会秩序所必需的规范又尚未形成，于是非制度性权威的相对短缺状态便出现了。

　　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平衡的产物，但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的过快增长，各种社会因素发展已不平衡，存在某些社会离心力。转型期，旧的伦理人情权威和新的法律契约在交叉发挥作用，非制度性权威的培植显得很有必要。国家治理社会、整合社会光依靠法律制度是不行的。目前我国正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政治文明首先就表现为权威产生和运行的合理性。非制度性权威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在逐步走向多元，现代社会的人们受现代文化的熏陶具有很强的独立、民主和平等意识。光依靠法理权威并不能使整个社会达致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非制度性权威不是制度性权威未能生效的补救手段，而是要与之同步创建并运作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