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林语堂的人文情怀论文
论文关键词:林语堂 宗教思想 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林语堂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文化学者,他一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宗教信仰探索过程,探索历程就是寻找、认同各种宗教思想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历程。但在林语堂的思想观念中,西方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人文主义的内涵是有所差异的,这正是促使林语堂最后阪依基督教的重要原因。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位风格独特的文化学者,他一生执着于“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追求,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林语堂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在“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的熏陶下,林语堂自然地成了一名基督徒。191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林语堂到北京清华学校任教。在清华学校,广大的异教智慧世界向他敞开,他造访孔子的堂室,攀登道山的高峰,拨开佛教的迷雾,在儒道释的文化氛围里徜徉,宣称自己由基督教走向了“人文主义”。“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导已很够了,而知识方面的进步必然改善世界。这是林语堂对自己三十多年“异教徒”生涯的总结。然而他后来又说,这时期尽管“自称异教徒,骨子里却是基督教友”。终于在1959年,64岁的林语堂明确宣告结束了三十多年的“无信仰时代”,重新回到基督教,宣称“我的搜寻已告终结,我己回到家中了。
综观林语堂一生的宗教信仰,似乎可以作如此的简笔勾勒:基督徒—异教徒(儒、道、释)—基督徒。但是这样的简笔勾勒不能够描述林语堂一生精彩的宗教信仰探索历程,也不能反映出他在宗教信仰上的探险、怀疑及困惑,更不可能把握林语堂宗教文化思想的精髓。因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被忽略掉了,那就是林语堂自始至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无论是受到家庭环境的熏染接受了基督教,还是在广大的异教智慧世界里徜徉,以至于最后的重新阪依基督教,他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人文主义的理性意识观照自身思想领域里的宗教精神,他的宗教信仰探索历程就是寻找、认同各种宗教思想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历程,只不过在林语堂的思想观念中,西方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人文主义的内涵是有所差异的。这正是林语堂最后决心阪依基督教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随林语堂的灵性大旅行,看看他是如何在耶稣、孔孟、老庄、禅宗的世界中,探素出人文主义的光芒,并烛照了自己一生的宗教文化思想。
林语堂灵性之旅的第一个异站是孔子的堂室。林语堂对儒家经典思想的把握是从儒学是智慧型宗教这一角度切人的。他说:“孔子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孔子最关切的是人”、“我认为孔子对上帝及上帝意旨的关心及他对于宇宙的灵性性质的看法,已被孺家通常的实证主义所蒙蔽。”“我想考察孔子对于死、上帝、上帝的意旨,及人的灵性等较大问题的态度。
林语堂把儒教的精神本质归结为一种近情人理的“人文主义”,即所谓中国的“人文主义”:第一点,人生最后目的之正确的概念;第二点,对于此等目的之不变的信仰;第三点,依人类情理的精神以求达到此等目的。他认为,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国人用一种单纯而显明的态度决定了,它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
林语堂在儒教中所探寻到中国的“人文主义”实际上是儒家的人本观念。仁。‘义、礼、智的道德伦理也好,“中庸之道”的近情精神也好,还有回向常识。都体现了儒教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因而也形成了林语堂人文思想的特征:以人和人生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只关心人和人生,探寻怎样才能获得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一切立论以真实的人生、人生实践和人生感悟为基础。
然而,在领悟儒教之人本观念的同时,先人为主的基督教观念总是在干扰着他。促使他把儒教与基督教作潜在的对照与选择。他认为儒家教人在个人行为上要有好教养,在社交上要有好仪式与基督徒相信人要做一个君子和有礼貌的人是殊途同归的,所以林语堂说“我们不能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同时是儒生”。而且。林语堂发现孔子也像圣公会教士和夭主教教士一样,是个保守派的'哲人,相信权威有其价值,相信传统与今昔相承的道统。对于儒教与基督教之异”,林语堂也了然于胸。他说:“孔教精神的不同于基督教精神者即为现世的。与生而为尘俗的。基督可以说是浪漫主义者而孔子为现实主义者,基督是玄妙哲学家而孔子为一实验哲学家,基督为一慈悲的仁人,而孔子为一人文主义者。所谓孔教精神之“现世的”、“生而为尘俗的”是说明孔子是倡导“克己复礼为仁”的人杰;而基督是神子,代表着上帝在人世的“道成肉身”,因而是负有拯救世人之使命的“救世主”。所谓“现实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意即孔子是现实主义的务实者和善变者,他虽有“杀身以成仁”、“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抱负,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走极,而是出仕与通世相机而行、进退有路。而基督是理想主义的献身者和殉道者,他生于世界沦落之际,以一种不合时宜的冒险精神来力挽狂澜,为了救世济民而不惜自我受辱、蒙难和赴死。所谓“实验哲学家”与“玄妙哲学家”是指孔子向往名正言顺的作为,一生抱着“士为知己者用”的态度,其道亦“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并不强求“不可为而为之”;而基督推崇忘我之爱、牺牲之爱,相信以信仰生命之超越而能达其神圣人格。所谓“人文主义者”与“慈悲的仁人”是说明作为儒教思想体系核心的“仁”表现出一种“人本”精神,而基督教信仰核心中的“爱”体现了一种“神本”精神,前者属世,后者超越。“仁”无论是作为个人修养之“内圣”还是作为济世救国之“外王”精神,都没有离开这一“人本”。所以林语堂称基督为慈悲的仁人,而孔子为一人文主义者。
在中、西宗教文化思想中,道教文化思想对林语堂的影响最为巨大,学者陈平原把林语堂视为“道家文化的海外回归者”。林语堂也把道家看成自己的宗教信仰来崇信,他说:“倘若强迫我在移民区指出我的宗教信仰,我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对当地从未听过这种字眼的人,说出‘道家’二字。林语堂从道家的宇宙观出发,认为人要顺从天道,要让人的自然之性获得自由发展,而不受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林语堂看来,道家学说之价值并不表现为为求知者认识和阐释世界提供逻辑的、理性的方式,而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并在此基础上来建立一种有益身心且又简朴纯真的生活方式。道家所推崇的那些终身察持自然理想,过着怡淡素朴、无知无欲的生活,超然于凡尘世俗之外的“圣人”、“真人”、“至人”以及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所体验的厌智、弃智的人生境界,是林语堂终生向往的人文主义境界,这与儒教之人生目的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有异曲同工之妙。林语堂总结出道教的出世观念,着眼于现实人生的自我完善,把“享受淳朴的生活,当作人生的真正目的。这种“人文主义的伦理观”正好包含了现实人生的两个侧面,又互为约束,使人优游进退,处变不惊,游刃有余。儒家倡尚贤之道,道家讲无为而治,都“适宜于好放任自由个人主义的中国民族,而合于中国人文主义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