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理性化的现代性的意义与重构的论文
时间：2021-08-31论文关键词：马克斯·韦伯 现代性 理性化
论文摘要：马克斯·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的“理性化”的现代性的命题。韦伯的现代性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分析现代性和重构现代性理论来说，有着经典价值和启示意义。
马克斯·韦~(Maxweber，1864-1920)，德国伟大的社会理论家，社会学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他以“理性化”判断现代性，表现出既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其思想和理论体系中，二者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得到了统一。他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所发生的特殊辩证关系的研究和对世界几大文明体系的分析，提出了现代性问题中的“理性化”概念。这样一来，韦伯就把“现代性”问题转化成了理性的问题，现代性批判在他那里则变成了理性批判。韦伯这样的看法，包含着康德主义的理性批判色彩，但他为分析“现代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韦伯的现代性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分析现代性和重构现代性理论来说，有着经典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理性化”的现代性的多重意义
韦伯的“理性化”的现代性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影响是宽广和深远的，而且，他的学说与思想并未因时代变迁而有所褪色．相反地，在此时此刻，韦伯于上世纪初提出的许多问题仍然有着莫大的“现实性”，他的以理性的态度思考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思想吸引着我们不断地加以诠释，他的针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社会哲学观，认为经济不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相反经济活动的形式取决于首先是宗教伦理因素的观点，引起了诸多研究学者对韦伯的经久不衰的论争。究竟韦伯对于现代性的研究对于现代人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意义呢?或许我们可以从理论层次、实践层次上来归纳：
(一)理论层次上的意义
韦伯的著作没有自己特定的风格，从他的语言形式、文字使用和作品篇幅上，可以看出他的文章全凭自己的兴趣和主题为转移。韦伯既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创立一个学派，没有在政治和学术上创造出一个主义，也没有设想出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如果说马克思以辩证唯物史观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历史理论体系，那么韦伯在他并不那么系统化、却有着中心主轴的思想著作中，提供了一套“开放性”理论，能够容纳各种思想的存在。在理解高度复杂的历史关系时，韦伯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在无尽的人类文明中，进行他的思想研究，不断地解释着社会现象，不断地锤炼着自己的思想。不论是在探究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组织形态、阶级组成与社会变迁等普遍课题上，韦伯丰富的现代性思想都持续地发挥其导航作用。在关注人的“理性”时，韦伯对近代西方为什么能发展出“理性的”经济组织、法律政治制度、科技知识等现象有相当完备的解释。他的“理性化”概念，概括了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并从“世界史”角度来比较和分析人类文明中曾经产生过的不同“理性主义”类型。可以说，他注意到了社会发展的时间性和一致性，从现代经济的理性化，现代文化的理性化、现代官僚制管理的理性化和现代个人伦理的理性化上，反应了社会和人的“理性化”。
在关注人的“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上，韦伯并没有像启蒙时代的思想家那样，一昧乐观地歌颂“进步”。他在20世纪初便提出警告，认为“理性化”本身的“吊诡”亦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发展后果：一方面是现代人对人生意义的看不清，使得“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反应出现代生活中空虚彷徨的文化危机：另一方面是科层或官僚组织无形地扩张，造成对人自由的约束，“韦伯在试图描述西方社会的未来前景时，早已重重地画上一片阴霾。”“韦伯指出了当时的危机现象，现代性科技的高度发展并不能解决意义瓦解与人类渴望自由的根本问题，甚至反而加深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二)实践层次上的意义
从现实的角度看，韦伯提出了一个重新思考和审视科技与现代化关系，宗教与社会发展，而资本主义如何在西方发展这样一个深刻的历史命题。韦伯总是会把宗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联系到他的现代性思想中。随着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人们更多地去思考现代化赖以实现的物质和精神因素，而韦伯提出的命题，无疑为后入在探索现代性的问题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此，“理性化”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研究现代性问题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以致有人指出：“韦伯有兴趣将向现代化的突破作为一项独特的事件，而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中，这事件转化成为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
通过逻辑的论证，韦伯向人们展示了新教伦理如何促生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描述了经济理性化、文化理性化、管理理性化及个人伦理理性化。人的理想抱负、恪守天职和勤俭节约，即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也是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基础。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缺少经济伦理精神。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究和挖掘这种经济伦理，它能促进社会集体意识的产生，启动自身追求的能力，选择正当的职业合法的牟利。而且，在理性的组织生产下，在争取最高的效率和效益的同时，保证良好的经济秩序，保障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
二、重构现代性：从理性主义回到生活世界
韦伯最深刻的洞见是对“理性化”本身的吊诡(paradox)作了说明。就早期信仰宗教的新教徒来讲，那些外在的东西，如金钱财富，是随时可以放弃的，他们在意的是灵魂的得救。但是却没有想到，长期在金钱财富的包裹下，人们已逃脱不了它的束缚。 资本主义对西方人的命运来说，就像是一个坚硬的外壳，其中的宗教思想已经枯萎，没有人知道生活在这样的壳中究竟是哪种人。于是，我们都预测不了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出现，是继续向前发展，还是一些传统的复苏，是不得而知的，这对于在这种社会中生存的人来说，完全可以，而且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这是韦伯对于整个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很严厉的批判，而这个社会竟然有人会宣称已经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未曾达到的文明程度。有讽刺意昧的是西方的物质文明虽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但是它最后造就的是一种“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社会现象。从韦伯的文化角度上来说，这反而是一种堕落。
韦伯用传统理性为西方命运做出了悲观的预测，在抽象的世界观里，用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二分结构来陈述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最终落入“理性的铁笼”，其追求的人的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价值在其中失落，现代性最终变得不可能了。我们无法从韦伯的现代性思想中找到一条合理的现代性出路，这恰恰给了我们从中反思的机会：是不是可以用马克思的“实践主体”为现代性奠基，从理性主义回到生活世界完成哲学的“实践转向”来获得?
马克思尽管未曾使用过“现代性”概念，但是却有着丰富的现代性思想。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高度客观而中肯地肯定了现代性成果及西方现代性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而且毕生坚持和信奉现代性的自由、历史进步与人的发展价值信念。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两个对西方“现代性”的建构影响至深的思想解放运动，始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在肯定西方历史作用的'同时，马克思更多地从价值视野对西方现代性的悖论进行了批判。他清醒地看到：现代社会“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马克思从两个层面对现代性做出了诊断和批判．一是对法和国家的虚假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批判指向自由西方合理性。另一个是对西方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批判指向西方制度和拜物教。正是在这种诊断和批判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这一隐蔽的虚假主休的存在，从而颠覆了普遍理性主体性形而上学。也正是在这种实践哲学对抽象实体形而上学的解构中，马克思同时发现了非抽象的、真正的人的活动主体即“实践主体”，并且将它作为了其现代性重构的奠基。“实践主体”具有理性能力、情感、信念，是处于主客体间的社会关系当中，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也即生产劳动者，是社会真正的活动的主体。马克思明确说到：“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发射和回声的发展。”
但同时马克思又看到，“实践主体”应有的主体地位在现代西方社会剥夺了，成为了一种事实上的“非主体”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人的劳动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从对西方社会的诊断中马克思发现，作为合理性的进步只是西方社会的现象事实，作为人的本质颠倒的异化才是西方社会的本质事实。这种异化导致在西方社会中，人的个性衰微，出现了所谓的“意义的瓦解”与“自由的缥缈”。
这里，马克思深刻洞察到了现代性的一个根本困境，即关于西方制度合理性的一切证据，都自动成为了它的不合理性的证据。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困境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经失效，更不意味着现代性已全然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了人们赖以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只要面对现实，重新设计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道路，现代性的潜力就一定会充分而健康地得以实现。因此，要拯救现代性的合法成果，寻求现代性的出路，必须摒弃远离生活的抽象世界观，从理性主义回归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从实践理解世界，用“实践主体”为现代性奠基，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们才是现代社会真正的主体，是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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