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古希腊体育被认为是现代体育的起源，尤其是古奥运会，其中蕴含的人文思想、哲学意味都被体育哲学各位论家诠释、阐发。在此中，古希腊哲学思想与古希腊体育运动之间的关联成为解释的关键所在。在先前较多的研论文联盟http://究中，古希腊体育运动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表现”、“实现”特定哲学观念和文化理念的中介，而它的自性则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所以，厘清先前研究中古希腊体育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深挖古希腊哲学思想中蕴含的实践智慧，对古希腊体育作哲学认识论层面上的诠释，使之有着更为饱满的哲学思考内涵是该文的思维导向。

　　当在体育运动领域论及古希腊哲学家及其思想时，最常被引用的一个例证是古希腊为数不少的哲学家，尤其是伟大的师徒三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出色的运动家，其中还不乏奥运桂冠获得者［1］［2］。以此为依据，在较为宽泛的历史文化层面来树立体育运动在古希腊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古希腊哲学与古希腊运动在形成伊始所具备的紧密关联。而在古希腊哲学家的原著中挖掘其思想内涵和论述与古希腊体育运动之间的关联则能开出另一条研究径路。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说

　　早在古希腊时代，哲学被称为“爱智慧”（希腊语为philosophia）［2］，意旨于对睿智的追求、热爱。但是凸显智慧的实践性，换言之确定实践智慧的内涵与意义的却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wWW.133229.cOM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区别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知识或科学知识；第二类是实践的智慧、实践的知识或者明智、审慎；第三类是技艺、技巧或生产的知识、制作的知识” ［3］（这三类分别对应希腊文episteme,phronesis和techne），本文所主要关注的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phronesis，即实践智慧这一概念。不同于理论知识，实践智慧包含着伦理学与政治学，他们的研究目标是善和善的行为。国家和个人的善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而在实现善的过程中，实践智慧作为“一种体现为行动的知识”即实践知识，得到了凸显。

　　1.1 实践智慧与实践知识

　　亚里士多德崇尚知识，崇尚求知的生活，“他坚信人类光辉灿烂的未来只有通过持久不懈的学术研究、逐渐积累知识才能达到，并因而告诫我们说，按照求知的欲望行事、实现自我乃是人生最崇高的目标，从事理智活动、进行思辨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并且这种求知的过程——“一种从事智识活动并进行思辨的生活”，是一种人追求不朽的过程，是人最接近神的一种状态［4］3。然实践智慧中包含着实践知识这一维度。通过挖掘古希腊体育运动中存在的知识因素，尤其是当摆脱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第一个知识类型（理论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束缚后，古希腊体育运动中具备的实践性知识，即亚里士多德所提及的第二种知识类型（实践知识）得以彰显，这是实现认识论层面上对体育运动理解提升的一个途径。

　　然而实践知识却是丰富的，首先它是一种属人的知识，更是一种“让我们的欲望行正道”的知识。而如何“行正道”则与亚里士多德之后提出的两个概念——权衡与直觉，及由这两者构成的话语性知识和直觉性知识密切相连［5］。

　　亚里士多德关注人的行为，尤其关注人行为的目的和方式这两个方面，而由权衡形成的话语性知识就是解决人行为的方式问题，而由直觉形成的直觉性知识就是解决人行为的目的问题。

　　首先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实践的智慧必须是一种能够在与人类的善相关的事情上作出行动的合理的正确的状态”［3］，而实现这一合理、正确的状态就需要人来“整体性”地判断“什么是对他有利的”［5］，这一行为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权衡。所以说“实践的智慧的本质是权衡的”，且权衡的对象就是“那些我们并不永远如此的事情，比如医疗、航海”。从对实践智慧的界定出发，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著名的中道原则——以权衡的方式“在恰当的方式，对恰当的人，有所行动” ［3］，而并非是一种无原则的一味“折中”，同时这也是人最好的一种行为方式。

　　而直觉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思想。作为一位古典经验主义肇始者，亚里士多德对感觉经验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的作用的强调是必然的，但它同时也区别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列举的方式，即从“大量的特例中找到逻辑层面上的共同点”；第二种则是当人面对只能在整体中被观察到的原则时，人的直觉体验就至关重要，他便如斯定义了直觉理性——“区别于在推理过程中展现的逻辑理性”，而是一种“本质性的定义”［6］。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强调直觉与实践经验的重要性，重视人的参与过程和直觉体验，更为甚之的是，直觉成为了直面本质的一种方式［7］，是跨越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回归到特殊的途径［3］。所以通过直觉，人们就能把握行为的目的。

　　1.2 实践智慧的身体性

　　在论述完实践智慧中存在的实践知识维度及其权衡和直觉两个方面，但是真正要与个人和国家的生活发生关联，知识和德性需要与个体发生关联，那么身体这一概念却在此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但由于哲学界的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关注多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身体维度存在一定的漠视，时至今日，对身体问题的关注已是炙手可热，对亚里士多德对身体的描述的挖掘无疑有着对当今身体问题追根溯源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图，虽然两者都承认人身体的不完美性，但是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身体是人实现“理智生活”的一个中介［8］。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有着两个基本的界定。首先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已然被分为三个层次：一些被称为外在的善，另外一些则与灵魂与身体有关”［9］13，与身体相关的善即可被认作是“身体的善”，其中包含了“健康、强壮、健美、敏锐” ［10］，而在现代看来这些描述静态身体的形容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必须“在于行动”，“获得奥林匹克桂冠的不是那些长的最漂亮和最强壮的人，却是那些参与竞技的人” ［9］，所以身体的行为是实现善的一个必要途径，身体的善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再者，亚里士多德并不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样避讳身体的快乐，而相反他认为在身体的快乐中可以体现人“自制”的品德，并且这种“节制”的形成并不来自于道德、心灵的掌控，而更多的是身体快乐本身所具有的两种特性：第一身体快乐能驱开痛苦，只有过度的身体快乐才能治愈过度的痛苦，是从快乐的匮乏走向正常的品质，所以毫无疑问是一种向善的过程；第二身体快乐是强烈的，是天生的。［9］

　　可见，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中的权衡与直觉概念都在他对身体的阐述中得到体现和印证，如果没有身体，直觉经验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对身体快乐的正面肯定，实践智慧的善就无法在个体身上得以实现。同时身体也是古希腊时期个人参与政治和公共活动的一张必要的门票，亚里士多德也说过，“身体丑陋的人，不是我们所说的善的人” ［9］，所以身体也是个体通向集体的一个道路。

　　1.3 个人的善与国家的善

　　经由身体这一中介，实践智慧及其衍生——实践知识进入了个体和国家的生活，成为个人和国家形成善的一个基础。个体在具备直觉性知识的基础上，可以明了善的行为目的，通过权衡这一话语性知识，便可使自己行为的方式符合善的需要。在亚里士多德对善的描述中，个人的善是身体的善、灵魂的善和外在的善的三者结论文联盟http://合，前两者又与第三种相区别。在身体的善中，包含着“健康、强壮、健美和敏锐”，在灵魂的善中包含着“节制、勇敢、公正和明智”，在高扬身体价值的前提下，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而这两种内在的善需要外在的善作为表达，正如他所说“具有德性还是认为在于实现生活”，所以外在的“财富、高贵出身、友爱和好运”是内在的身体和心灵的善的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10］。在这三种个人的善的描述中，也蕴含着向最高善——国家的善的迁移方式。

　　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着最高善，其他属人的善都是以其为目的，而城邦（古希腊的城邦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小的国家，为了理解便利，本文在后面将其都写作为国家）的善就是各种技艺的目的，如战术、理财术和修辞术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善。并且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完满的善应该是自足的，我们所说的自足不是指一个孤独的人过着孤独的生活，而是指他有父母、儿女、妻子，以及广言之有朋友和同邦人，因为人在本性上是社会性的”［10］。所以亚里士多德作出如下论断：“尽管善于个人和于城邦是同样的，城邦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因为，一个人获得这种善诚然可嘉，为一个城邦获得这种善则更高尚，更神圣” ［10］。在这一论述中，不仅包含了亚里士多德对个人善和国家善一致性的论述，但是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国家的善的重要性的认识。国家的善的体现和实现方式也与个人的善相区别，目的在于形成“共同体的利益”，即在于利益的形成的公正的分配。但是有一点应当值得重视，也被当代的伦理学学者发挥：“一个东西之所以在国家层面是好的，完全是因为他在个人层面上也是好的。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国家层面上的善为个人层面的善提供了根据。对亚氏来说，如果什么东西在国家层面上是好的，在个人层面上却是坏的，那将不可思议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