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子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在世界货币史上享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宋初，交子在四川首先得以发行和流通。历代以来，不论是正史还是私书都对其作了大量相关的记载。但是仅从货币的演变史来看，又难免会令人费解。为什么先前的货币都采用一些相对贵重或稀缺的材料来铸造，而到了宋代，却用纸这种相对廉价又普通的材料来造币呢?是否民间会接受这种“廉价”的币材呢?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作简单的介绍和分析。

　　一、交子产生的原因

　　宋初，纸币在四川首先得以发行和流通。关于交子在四川诞生的原因，文献中有多种记载。文莹在《湘山野录》中记载“公以剑外铁缗辎重，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一界换之。”曾巩也指出“蜀人以铁钱重，私为文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既久而或不能尝，民讼不已。”可以看出，这些观点都将交子的产生归结于：铁钱太重阻碍了贸易的正常发展。现代许多历史学家也坚持这种观点，如加藤繁认为交子是民间为解决铁钱的不便而创设的。汪圣铎也在《两宋货币史》中指出“显然，交子在当时四川产生，铁钱沉重不便贸易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这是无可怀疑的。”然而，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指出“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铁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在这里却有另外一种看法，认为钱荒也是交子产生的重要原因。

　　笔者以为，交子产生作为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从一方面看，益州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大都市，自古至今经济一直很发达。特别是唐安史之乱时，玄宗入蜀避难，益州也因此变成唐代行都，从而大大刺激了四川经济的繁荣。当时的四川就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宋人李良臣在《东园记》中记载“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布，黄尘涨天，东西冥冥，穷朝极夕，颠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益州经济的发达可以显而易见。同时，“益州之壤，镇抚全蜀，直国坤维，虽车书混一，初无彼此之间，然去都国几万里，了不与中原接壤。地西接蛮戎，虑其溢泄，赋币以铁。”宋代商业贸易发达，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联系一直很频繁，于是造成了铜钱的大量外流。本来铜钱就已供不应求，蜀人只好另辟蹊径。起初，铁大体上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北宋贸易对货币的需求增加，铁钱的不利一面就显现出来了。众所周知，贸易的发展需要发达的货币流通做支撑。后来，我们却看到“蜀人以铁钱重”“民间钱益少”等与四川经济发展相悖的历史现象。因此，这促使蜀人去寻找更好的币材来缓解这一状况。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宋代布衣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大大促进了钞币制的产生。“……益州……诸豪以时聚首，用同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每岁丝蚕米麦将熟时。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由此可见印刷术的发展对钞币制的进步所起的作用。同时，当时的造纸技术也为纸币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不难想象，这正好迎合了当时四川的需要，为贸易提供了优质的币材。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促成了交子这种新生事物在四川的产生。

　　二、交子在宋初民间的流通规模

　　透过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大多数史学家仅局限于交子产生的时间、原因、性质及兑界称提问题，却往往忽略了对交子流通具体情况的认识。宋初交子的流通具体到了什么程度呢?

　　1. 从交子的购买力说起。“真宗时，张咏镇蜀，……设质剂法，一交一缗……富民十六户主之。”《楮券源流》《续资治通鉴长编》《蜀中广记》等都对其作了大体相同的记载。 可以看出交子的产生是与富民、豪强分不开的。从交子发行的面额来说，宋代交子的面额到底多大，宋代文献史料中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记载。《宋史》中记载“……张咏镇蜀……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宋朝事实》中指出“自一贯至十贯文，合用印过，上簿封押”;《蜀中广记》则记载“每道初为钱一贯至十贯。宝元二年以十分为率，其八分每道为钱十贯，其二分每道五贯。若一贯至四贯、六贯至九贯，更不书放。熙宁元年，始以六分书造一贯，四分书造五百，重轻相权，易于流转。”《宋朝事实》中又记载“逐界交子十分内，纽定六分书造一贯文、四分书造五百文，轻重相权，易为流转”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不难看出，发行之初的交子面额是很大的。这么大的面额，在当时的民间社会中能否大量流通呢?我们需要通过当时民间的物价来加以说明。首先看看张咏镇蜀时的社会购买力，据韩琦记载：“张尚书咏在蜀时，米斗三十六文，绢匹三百文……”宋真宗景德二年，四川铸行了景德大铁钱。据李焘记载“……乃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如福州之制，每贯用铁钱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两成，每钱直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这里明确的指出了景德二年时大铁钱与小铁钱、铜钱的兑换比例。参照当时铜钱的购买力，韩琦记载的“米斗直钱三十六”应该是指景德大铁钱。根据史料记载，张咏一共两次镇蜀。第一次是从宋太宗淳化五年至宋真宗咸平初年，另外一次是从真宗咸平六年至景德三年。虽可以确定张咏在真宗时期知任益州，但其任期也与“祥符中,张咏镇蜀……”的史料记载相矛盾。我们暂且将这一问题放于一边，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第一种情况是张咏镇蜀时的景德年间，纸钱与景德大铁钱兑换比例。因史料记载，当时实行“一交一缗”，而当时的粮价为“米斗三十六文，绢匹三百文”，因此可以推算出当时一交可以购买将近 28 斗米、3匹多绢。第二种情况是祥符年间。因为在史料中未见有对这一时期蜀地粮价的直接记载，我们只能间接的通过其他地区的数据来加以说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记载，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京东西、河北、河东、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路皆大稔，米斗钱七八。”可见，当时物价水平还算很低。再加上相隔时间很短，所以当时的物价水平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当然交子的购买力还是过于强大。其后，交子的面额一直很大，“自一贯至十贯文”。所有的这些数据都在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交子的面值是巨大的。因此，如此巨大面值的纸币，是不可能在当时的下层民间中得以大量流通的。只有到了后来熙宁年间交子的面额有所减轻，“熙宁元年，始以六分书造一贯，四分书造五百，重轻相权，易于流转”，此时交子才真正的在下层民间得以流通。又据《宋史》记载，熙宁初年，“遂计实直纽作稻谷一色，每斗中价百有二十”，这时的物价水平也大幅提高。这样，五百文的面额就可以与当时的物价水平相承接了。间接的说明：只有到此时，交子才真正得以流通。

　　2. 交子的流通区域。根据前述史料的记载，我们已经清楚的知道交子最初是在四川流通的。那么除四川外还有哪些地方流通过交子呢?其实在其后，宋神宗熙宁二年，河东也开始发行交子。《宋史》中记载“壬子，置交子务”，这清楚的指明了交子在熙宁年间在河东发行的事实。但由于“河东交子刚开始行用就出了问题，大约前后只行用了半年左右，熙宁三年七月壬辰，宋廷下令‘罢潞州交子务’”。此外，陕西也是交子流通的重点区域。早在庆历年间就已出现交子的使用现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记载“丙戍，以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范宗杰为直史馆、陕西河东京西制置解盐使兼管勾交子公事。”[18]卷一六○中更指出“己酉，诏取益州交子三十万，于秦州募人入中粮草。时议者谓蜀商多至秦，方秦州乏军储，可使入中，以交子给之。”由此可见，交子已在陕西得以流通。陕西交子流通之初是借用四川交子，后来它也开始独立发行交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九中指出“庚戍，诏陕西已行交子，其罢永兴军买盐钞场。”后来虽然发行范围有所扩展，“时钱引通行诸路，惟闽、浙、湖、广不行……”但除四川外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就北宋的全国区域来说，交子流通的区域是微乎其微的。

　　3. 宋初的商品流通量。北宋四川的商品流通量，史无记载。贾大泉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16 熙宁十年前所记载的川峡四路各地每年征收的商税额统计，在熙宁十年前北宋四川每年共征收商税 5881970 贯。同时他又根据《宋史食货志》中“行者赉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的记载，推算出全年流通中商品交易总额为 23258 万贯。(即征收行商2%，住商 3%的商税，然后平均按 2.5%的税率计算。熙宁十年前四川商税总额 588.2 万贯，除以2.5%，则全年流通中商品总额为 23258 万贯)此外加上每年盐、茶、酒课的专卖收入和大量零星的无法征收商税的商品交换，他估计全年流通中商品交易的价格总额可能接近 30000 万贯铁钱。[22]然而，据费著《楮币谱》记载，“自二年二月为始，至三年二月终，凡为交子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其后每界视此数为准。”[23]每年 125 贯交子的发行量与接近 3 亿贯的商品交易总额简直是天壤之别，而这又恰恰证实了当时的交子是不可能在下层民间得以大量流通的。

　　通过上面对交子使用群体与流通范围的认识，笔者认为交子在发行初期并不是发达的，甚至可以认为它只是富民的“专用品”。它可能只是流通在当时的一些富商大贾与下一级的代理商或经营商之间的信用工具。至于后来交子在下层民间渐渐得以流通，其程度也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纸币那样发达。当然其流通的具体情况，还需要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来加以完善。

　　三、结论

　　交子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从其首创性这一方面来说，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通过上面对交子流通情况的考察，我们却又很难将对它的评价提升到很高的高度。不管是从下层民间还是整个国家，交子都没有真正取得纸币应有的职能。再加上在交子发行的始终，由于信用问题一直没有处理好，以致于影响到国家政治的稳定。因此，交子作为纸币还有很大的不成熟性。通过对交子流通实际情况的认识，有助于把握当时民间社会的面貌，并对现在社会的纸币流通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