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安

　　近日有幸一睹表演艺术家茅威涛主演的新概念越剧《江南好人》，看着看着，我仿佛看见一只五彩缤纷的风筝，悠然自得地飘飞在中国戏曲晴朗的一碧如洗的蓝天下，醒目、耀眼、美丽，令人遐想联翩。

　　多年前，茅威涛以越剧《五女拜寿》脱颖而出，后又以一出带着转台重新整理演绎的《西厢记》红极一时。她俊美、儒雅而充满英气的小生扮相，她韵味醇厚的尹派唱腔，一时间风靡了大江南北数以万计的“茅迷”。她其实是完全可以按着“走老路、唱新戏”的路子，顺顺当当地一直唱红下去的。但那不是茅威涛。一股强大的不可遏制的创新冲动，驱使她走上了一条不断挑战艺术的自我底线和可能布满荆棘的艺术创新之路。

　　被称为新概念越剧的《江南好人》是茅威涛又一次充满风险的艺术尝试和自我挑战。

　　剧目取材于20世纪最重要剧作家德国布莱希特的代表作《四川好人》。布莱希特的戏剧有强大的思想、思辨的力量。茅威涛所看中的正是《四川好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性变化中的某种具有隐喻意味的潜在的呼应性。人们从沈黛行善做好人遇到的几乎无法逾越的困难：无赖、敲诈、欺骗、暴力，甚至连自己心爱恋人也加入了欺骗的行列，从而不得不借助自己假扮的“表哥”隋达无恶不作的伎俩来支撑自己行善的故事。这出戏对于茅威涛的艺术追求来说，人文依旧，但思想已经转变为思辨，结论已经转变为悖论。诚如戏中唱道：“非彼非我，善恶互变，倚仗恶来保护善。”全剧以一种人性的严肃拷问和对社会的哲理思考，把一大堆二元对立很难找到现成药方的问题留给了观众，去思索去探寻。题材冷峻的内在深刻矛盾形成的思辨性，对习惯于才子佳人的越剧本体和卿卿我我的越剧观众，都是一座极难逾越的峻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