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说》的诗歌欣赏
《雨说》不是作者在说雨,而是雨自己在说,向孩子说。雨成了一个人,有了灵性。
《雨说》是一篇雨的絮语,更是一曲春的赞歌。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干旱严冬的景象。
田圃在严寒和干旱中,冷冻了,种子被禁锢;
牧场在严寒和干旱中,枯黄了,牛羊无法放牧;
鱼塘在严寒和干旱中,水越来越浅了,鱼儿已不能自由游动;
小溪在严寒和干旱中,已听不见潺潺的流水声。
四月,按农历算,应是阳春三月了,而冬寒不去,春温不来,不见雨的踪影,真是让人久等了啊!真是群情尽望春啊!真是大旱之望云霓啊!
久旱逢甘雨,过去曾被称为人生四大乐事之一。雨,终于来了,是甘霖普降啊!没有电闪雷鸣,亦非风狂雨横,只是如丝的细雨,微雨,脚步轻轻,细语温声,用贯通、弥漫于两间的爱心,湿润着大地,亲吻着、抚慰着每一个孩子,在干渴和寒冷中生活过来的孩子。
雨,是春的使者,带来春的信息,开启了一个新春的季节。
少不更事的孩子们啊!不要惊诧,更不要害怕。不要撑起雨伞抗拒我,不要关上门窗放下帘子谢绝我,不要忙着披蓑衣、急着戴斗笠防备我。我是到大地上来亲近你们的,我是四月的客人带来春的洗礼。让我亲一亲吧,跟我一起去看一看春天的新世界吧。
那是一个新的世界。那是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
田圃还是原来的田圃,但,泥土将润如油膏了,种子会发芽;
牧场还是原来的牧场,但,草儿将复苏了,牛羊又可在这里牧放;
鱼塘还是原来的鱼塘,但,水暖了,水深了,鱼儿自由自在了;
小溪还是原来的小溪,但,重新欢唱了,还有村妇来洗衣裳。
春,是温热,是生命,是希望,是不可遏制的.活力,是蓬勃向上的精神。
雨说,他来自遥远的地方。但是他一下子就和孩子们拉近了距离,因为他也曾是一样爱玩的孩子。不过他是幸运的,他是在白云的襁褓中笑着长大的。中国大地上的儿童,也都应该笑着长大啊!他们应该有笑着长大的权利。
然而他们的童年是在冰封江河、寒凝大地的严冬里度过的,那是一段没有笑的日子。
现在一切都不同了。雨,接引着春天到来了。是可以笑,而且应该笑了,应该勇敢地笑了。
是不会吗?是不愿吗?是不敢吗?雨要教你们笑。
你看,杨柳在雨中笑了,笑弯了腰;石狮子在雨中笑了,笑出了眼泪;小燕子也在雨中笑了,笑斜了翅膀。
你听,旗子在细雨中竟然笑出了声,哗哗啦啦地。这是春天的声音。你们也要勇敢地笑啊,你们的笑是大地的希望。
雨说,他来了,就不再回去,而当你们自由地笑了,他就快乐地安息。雨安息了,但他的爱心长存。日后在收获季节品尝成熟的苹果的甜美时,记住,那是雨的祝福的心意。
多好的一首情景交融的抒情诗啊!
作者郑愁予,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名作《错误》《水手刀》《如雾起时》等诗,曾倾倒台湾众多读者。他的《错误》一诗,特别是其中的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两句,在台湾诗坛和文学青年中,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郑愁予的早期诗作深受我国古典文学传统诗词影响,构思巧妙,意象鲜明,语言与技巧虽常由旧词曲转化,却兼有传统词曲的优美和现代诗的新颖。20世纪50年代曾加入台湾现代派,并被掌门人纪弦誉为青年诗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但即使在他的创作风格转向西方现代诗的诗风时,他仍强调西方技巧和中国传统精神的结合。到70年代,他和台湾的一些知名的现代派诗人一样,又在新的基础和层次上回归传统。
《雨说》一诗中古典诗词的融化和影响,明显可见。在阅读欣赏的过程中,我们会联想起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兴》),王维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送元二使安西》),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以及僧志南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绝句》)等传诵古今的名句。
传统对郑愁予的影响,远不止此。他曾经强调,在诗里表现的敦厚任侠这两种情操,是属于传统的。我以为,在他的诗里,敦厚就是诚恳,就是朴实,就是宽容,就是厚道,是对生命的悲悯,对人的关怀;任侠就是声张正义,就是打抱不平,就是反对邪恶,同样是对生命的悲悯,对人的关怀。这就是郑愁予诗中的传统情操。这在《雨说》一诗中特别醒目。他对冬、对春、对雨、对孩子的态度,处处可证。他执著于敦厚和任侠,说明他终于是一位入世的诗人。
因此《雨说》一诗,就不仅仅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而且还有着值得探讨和回味的深层含义在。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古老传统。山水诗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占有很大数量,但常常是不仅写景,同时抒情,而且多有别具怀抱、意在言外者。即如《错误》一诗,也非一般的春景、闺怨,而是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从戎,诗人随母逃难时深刻感受的折射。春夏秋冬,风云雨雪,本是自然现象,诗人骚客却常常借为比喻,发为象征,或感沧桑之巨变,或叹人生之无常。伤春、悲秋之作多有,其实春有何伤,秋有何悲,进入人的感情世界,心情不同而已。例如大旱之望云霓,本是人们对自然的祈求,但在《孟子》中却借喻为苦难人民渴望得到解救的迫切心情。那么,《雨说》里极写冬之干旱,极写盼雨之情,岂不就是若大旱之望云霓么?而极写雨后的春回大地,勃勃生机,欣欣向荣,岂不就是对及时雨的赞颂么?人们记得,1978年冬,在中国大地上,是有过一次人们渴望已久的政治及时雨的。联系此诗作于1978年后的1979年,并特别注明是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我们是不是可以感到诗中众多比喻可能具有的关怀祖国前景、情系祖国命运的象征意义呢?诗中的乡国之思是隐然可见的,我以为。
1966到1976的十年革命,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新兴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曾是海外保(卫)钓(鱼岛)爱国运动积极参加者的郑愁予,不可能对此无动于中。在诗人笔下没有直接涉及革命的诗作,但他1966年写了赞颂国父孙中山的《衣钵》一诗,强调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革命精神和统一中国的理念,并认为统一是和平的第一义。而诗人自许为第三代的献身者,是传接您的衣钵的人。他后来在自撰《年表》里指出,1966年大陆开始革命。与友人等在心战总队阅读资料,咸表愤慨,适值孙中山先生百年冥诞,乃以民主为寓意,挥泪作长诗《衣钵》。1972年在爱荷华他还作有《秋盛,驻足布朗街西坡》一诗,诗中重点描绘了集九秋于一身的大枫树,其红色如燃起连天大火。诗人担心红砖夹隙间的几株小草,面临秋盛的大火,能过冬否?诗人在1984年修改和订正此诗时,写有追记云:住爱城五年,正值中国大陆上进行着革命,红光亦照到爱城来,不免有一些向往红色生涯的附和者,写这首诗以大枫树作为警谏。那么,如诗人所说,《衣钵》源自对革命的愤慨,《秋盛,驻足布朗街西坡》暗喻对革命的忧虑,则《雨说》是否就可说是对革命结束、新时期到来的赞颂呢?这三首诗简直可说是郑愁予的革命三部曲,但愿我不是穿凿附会。
郑愁予曾说:诗是写给二己,一是自己,一是知己。诗人,当完成一首诗,常会在置笔的顷刻有些满足感,别人难以分享,这便是诗是写给自己的初衷。但是一经对外发布,则必然引起反应。如有幸引起读者的共感,便就是诗也是写给知己的原因了。(《诗创作观》,载《中华新诗选》,台湾文史出版社)《雨说》一诗写于十年革命的严冬方才过去两年的时候,那时的孩子恐怕难以读到此诗。不过当时的孩子,现在正当而立之年,如能读到此诗,肯定会有共感,并和诗人互相引为知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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