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骑着自行车去赶集,集市上人流涌动,各种各样的叫卖声汇在一起,一家卖电器的商铺把音响无限放大,满大街就响起节奏紧促的音乐,低沉的重音敲得人心脏也跟着跳。
我不喜欢这样的喧嚣,就想赶快买好东西回家。先是碰到一个卖香菜的妇人,约有四十出头,穿的倒也齐整,面前摆放一个小纸箱,纸箱上整齐地码着十来把束好的香菜,绿油油的甚是可爱,我问多少钱。“一元两把。”前两天我在县城买的时候,一元一把,还没有这多呢,我疑心听错了,又问了一遍,这才停下车,捡了两把随手放进菜篮。那妇人笑道:“是我自己种的,胡卖呢,邻居都来挖,我就想着来换几个零花钱。”我掏出一元钱递给她。对她说:“是的,您卖得很便宜。”又往前走了一段,在一人力三轮车旁边有人高喊着:“芹菜!玻璃翠,一元五斤,快来买啊,整捆提,不买你后悔。”鲜翠欲滴的西芹,那么便宜,很想买一捆。可想想家里人少,多了会不会放坏?我犹豫着,听到旁边一对小夫妻也在商量买还是不买,我赶紧搭话:“要不,咱两家分一捆吧。”于是我们平分了一捆,每人付钱一元。付完钱,我心里犯嘀咕,唉!农家的东西,遭灾了没产量,丰收了又卖不上价,中国的农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小康?想想家里红薯已经吃完了,还要再买点红薯。
我边走边看,终于在一个角落里的一根水泥电线杆下边,我发现了他,一个卖红薯的老人,看样子他已经有70多岁了饱经风霜的脸上如烟熏般青黑,戴一顶旧的黑色人造革帽子,有些地方已经磨得发毛,灰尘使它看起来灰白,身上穿一件发白的黑大褂,外边又罩了一间劣质的皮背心,黑色阔大的裤子满是灰尘,脚上是一双破旧的黄色军用胶鞋,右脚有一个洞,露出了没穿袜子脏兮兮的小脚趾,鞋带用一根细绳代替。许是因为没有生意,他背靠着电线杆打盹,面前是一辆两轮的人力车,车里满满堆着一些大个的、裂着口、歪着头的红薯,跟土差不多的颜色,乍一看,以为是一堆料姜石,显然他还没有开张。要是看他的红薯,我是真的不想买,可不知为什么,我竞无法走开。我似乎看到一个花甲的老人艰难地举起锄头挖坑、栽种,然后浇水、施肥、拔草,一天天地巴望,终于盼到了成熟,再艰难地抡起锄头,刨挖、去土、装车,不知他又是怎样艰难地一步步拉着这车赶到集市。但是,眼看已近中午,集市将散,他一车的红薯仍满满的没有动。
我身不由己地走过去,“大叔,红薯咋卖呢?”老人没有动,我提高声音又问了一遍,老人突然惊醒,抬起头,睁开浑浊的眼条件反射地说:“哦,七毛,七毛一斤。”一张刻满风霜的面孔,一个鬓发苍苍的老人,一个牙齿不全的老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不知道他的儿女们过得怎样,这老人看起来如此的恓惶。
我开始挑拣红薯,老人也帮我挑,似乎为自己红薯的丑陋而不安:“山里土质不好,这红薯长得------,唉,不过好吃,又干又绵。”老人巴结似地说着,看我挑选皮光、圆润的,他也帮我找同样地,给我往袋里装。看看差不多了,我忙说:“大叔,够了,不用了。”老人这才抖抖索索拿起秤,帮我称好说:“五斤半,你给三块五就行。”我边掏钱边问:“您这大年纪来卖红薯,孩子们做啥?”“打工,打工去了,种地养活不过,就出去了,家里地都撂荒了,我种了点红薯,自己吃不了,就卖点。”他谦卑的陪着笑,讨好似地对我说。我问:“不是国家给每亩地都有补贴吗,还免了税负。”“唉!国家政策好啊,帮农民减轻负担,可是化肥、农药、种子全涨价了。这还是我从去年红薯里挑出最好的做的种,你看长的这样。”他不安地说。我掏出四元钱递过去,“您不用找了。”“那咋行,我再给你一个红薯吧,”他又挑了一个最大的放在我的菜篮里,显然那一个都有一斤。我有点不好意思:“多了,您给多了。”他连连摇头:“自己种的,不值啥,你们挣钱也不容易。”尽管艰难,他依然那么淳朴。
不知怎么,我竞有点心酸的感觉,看着老人平凡而辛酸的面容,我心里隐隐作痛。就是这一代人,他们年轻的时候,国家在大跃进,他们勒紧裤带、拼着命闹革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到老又做了空巢的老人,依然孤独地生存、顽强地活着。他们可能从没想过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命运,有些甚至一辈子也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生活,他们只是活着,就是那么逆来顺受顽强地走过人生,没有怨言,只是盲目地觉得自己命苦。
我又往前去买了一些东西,当我返回时,我注意到那位老人依然蹲靠在那根电线杆下,这回他没有打盹,只是茫然地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他面前的红薯也没有再动,看来除了我之外,他也再没有买主。他在想什么呢?也许他在抱怨怎么自己的红薯都不会长呢?人家种出来的颜色就那么鲜红、光洁,他的红薯也长得那么丑陋得没人要;也许他在想着儿女们打工赚回钱来日子就好了;也许他在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也许他因为已经衰老的身体不能再做更多事而遗憾吧,但也许他也和我一样充满疑问,国家不是给了农民那么好的政策吗,怎么这日子没有变化呢?
街上的人已经稀疏下来,集市眼看就要散了,我带上买好的东西回家了。只是我的心里却一直沉甸甸的,怎么也放不下那位老人,他应该也拉着车回家了吧?回家的路是上坡还是下坡啊?我仿佛看见他佝偻着身子,拼命拽着绊绳,疲惫地、吃力地往前走,车上载着的不是红薯,是沉重的生活。对照都市里扑面而来的繁华,满大街的歌舞升平,还有那天价的月饼和宴席、昂贵的奢侈品、高档豪华的轿车,为什么一边是花天酒地,一边又是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供养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的国家真的很富足了吗?我说不清这其中的理由,只能用笔记下我的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