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写东西就贪图个快，不料在动乱的年代里竟派上了用场，成了我谋生的手段。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是个讲用材料铺天盖地、积代会议泛滥成灾的年月。各种各样的学习班讲用会层出不穷，各类代表一坐一礼堂，会期少则四五日，多则十天半月；在此期间，小组要交流，分会要发言，大会要演讲……这林林总总的会议均要配有长篇大论的讲稿。于是，我们这些所谓的“笔杆子”就应运而生，寄生在材料与会议之中，靠它吃饭扬名，找它要待遇谋福利……

　　我写材料出名是从生产队开始的。当时出黑板报是我的专利，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里，赤裸着双手快速地将板报充填完成，在严寒中，决不允许慢条斯里地磨细活。我先要打好内容和板面的腹稿，然后走到场院黑板前，从棉手套里伸出右手写文章，当右手冻麻木了，再换出左手勾勒花边，花边往往是向日葵之类画惯了的东西。如此左右手替换使用便可以在十来分钟时间内完成黑板报的出版任务。那时队里驻扎着一个连的兵力近百名战士，当他们见到在短短的时间里就魔术般地变出一期板报来，不免大加称赞，文书报告连长，连长告诉指导员，指导员又传到公社营部，于是，都知道朝阳村有一个火速出板报的上海知青。当然，我心里也是美得暖洋洋的。

　　我记得在生产队一年多的时间里，为团支部、妇委会、民兵连、党支部、集体户、代销店以及五七战士、赤脚医生、教育革命等所写的材料，仅供出席公社一级会议的讲用材料就不下五十份。大队的材料基本是由我承包。

　　那时写材料都是临时抱佛脚。总是大队书记从田间地头把我叫来，最多半天时间就要赶制出一篇材料来；不管有没有事迹，东拼西凑也要凑满能供半小时的讲用。长年干农活脑子确实是闲置着的，刚才还在与疲劳沉重作战的肌肉一接触暖融融的热炕，身体便丢盔卸甲般地松驰下来，只要往炕上一靠便能昏昏然地睡将过去。因此，如果是有半天时间的，我便将闹钟拨到一小时以后响铃，通过一小时的睡眠将疲劳的身躯调整过来，然后再写就有精神头；如果是立马就取的材料，我就不敢在热炕上写，往往躲在仓库磨房或场院草堆后面写，虽冷点，但能提精神，不至于瞌睡误事。

　　我写东西不用采访对象，那时生产大队也和公社一样是工农商学兵一元化领导，一个大队住着，小到哪家夫妻打架大到牛群吃了哪块地里的庄稼，耳闻目睹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我的讲用稿写得之所以还有人听，原因当时很多人写材料，枯燥的政治大道理一套又一套；我则着重在细节上描枝绘叶加油添醋，让沉闷的政治道理生动起来。于是，我从队里写到了公社。那时无偿借出去写材料，在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里是合情合理的，每天生产队还要给你补贴工分，又不必日晒雨淋出苦力，只需关在屋子里“闭门造车”，悠然自得之余，总觉得像是白吃多占了贫下中农似的心里老不踏实。

　　不久，我招工进了公社供销社。站食品柜台不到两天，师傅大崔就患病住院，只剩我一个人操持着整个柜台。然而，除了忙柜台里的事，还要下生产队收购鸡蛋、蜂蜜；背着背篓送货下乡；视营业员为“国家干部”而常常要求参加农活锻炼。就在这种忙得脚打后脑勺的窘境中，仍然被逼得要争分夺秒地操起写材料的旧业。

　　县商业局女局长下乡发现我的写作能力，毫无顾忌地拉开提包，将省里商业战线的典型——县生产资料公司的先进事迹交给我写。白天离不开柜台，局长只能站在柜台外一二三四地说给我听，我在本子上简单地记下了那些典型事例及各项指标数据。当天晚上开夜车写出了初稿。草草睡了三个小时，起床开门营业。那时全仗着年青，白天坚持卖货忙得没有时间磕睡。待午后店堂清闲了，我便拿出稿子来改。第三天，一份誊写工整的讲用稿便交到了要返回县城的局长手中。局长很满意地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有培养前途，有培养前途……”

　　没过多久我进了县商业局，后改名为县供销社。我的写材料由业余“走穴”变为专业制造。

　　珲春山林面积广，有坡地有柞木；又靠日本海，雨水比东北其他地区都充沛，是人工栽培木耳的理想产地。但山区的农民贫穷，投资搭建耳场、购买木耳菌之类仅需几百元的资金都没法落实。如何发展木耳人工栽培？领导将这份答卷交给我来完成。

　　也许我当过农民，了解农村的疾苦，使我有了较强的责任心；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预感：木耳栽培，应该是珲春农民致富的一条既经济实惠又无风险的可靠途径，我一定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想着想着心中骤然会升起一种使命感来。

　　我向局长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从苏联边境线上的春化到图们江边的敬信，从原始森林密布的大荒沟到穷乡僻壤的四道沟，从资源地域到生产生活都作了详细的调查。回来后第一次这么认认真真有理有据地写了一份《珲春县木耳栽培的广阔前景》的报告。局长修改了几处后，便上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商业局，商业局马上派来两名“笔杆子”帮助修改材料要上报省里。

　　一连好几天的“吹路子”，分析主题研究架构，你说你的路子，我讲我的套数，两支烟枪一刻不停地冒着浓烟，我和这两位“笔杆子”关在屋里吞云吐雾，越“吹”越糊涂。我不习惯于这样的程序，每天像囚禁的犯人一般。而这两位“笔杆子”则上午睡大觉，晚上夜神仙，深更半夜聊天吹牛毫无倦意。当时财务规定加班超过晚上11点每人有4角5分夜餐补助。于是，把每人的补助集中起来，跑到招待所叫醒伙房炒了几样菜、准备一瓶“二锅头”，有滋有味地喝起来。我往往困得睁不开眼皮还要陪同到结束。

　　“吹路子”的结果，仍然由我执笔，仍然按照我的思路。一篇以《推广人工栽培，两年实现木耳县》为标题的报告上报省农渔办。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为县里争来了廿万元的木耳贷款，这笔钱以当时的价值足以武装起400个木耳场。于是，木耳栽培也就似久旱逢甘霖，蓬蓬勃勃地发展开来。几年后，当我离开珲春大地的时候，特意到英安、凉水等几个木耳场转了一圈。这满山遍野星罗棋布的木耳场让我在心中骄傲地自语：“珲春的木耳发展有我这‘笔杆子’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