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天堂里的父亲散文
屈指算来,父亲去世也快有十五周年了。每在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想起他,这时我也常常会情不自禁的流下泪来。今写此文,算是一种纪念并怀念他老人家最好的方式吧。
父亲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典型的中国农民。曾经历过改朝换代的动乱年代,也经历过三年饥荒的苦难岁月,一生历经坎坷挫折,育我们姐弟四人。二姐很小的时候因冻饿而死,以后三姐也就很自然的顶替她的位置成为我现在的二姐了。在我的记忆中,少时家庭生活非常清苦,大多一天二顿都是稀饭。母亲添一锅水再放进一些萝卜樱在锅里煮,然后抓几把玉米面混合在水里搅动,最后放进锅里煮成稀饭,就这样的饭也常常是难以为继。而几岁的我因为不爱吃萝卜樱,常常哭闹不休拒绝吃这样的饭,而此时父亲总会用筷子把我碗里的萝卜樱挑拣干净。我因为营养严重不良,面色枯黄饥瘦。当时村里人给我起了绰号叫“小瘦鬼”。 很小的时候,一天夜里我高烧烧得晕了过去,是父亲背着我走了两里多路去了医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看到父母亲红着眼眶在一旁呼唤着我的名字,他们一直在旁边守候着我。因少时我多灾多病,父亲怕我活不了,就用了一根红头绳一样的红色粗线围脖子一圈再打个结系起来,说这样就能保住我的性命,农村里戏称“扣狗绳”,说这样就能免灾,就好养活了,等长到一定的年纪再举行一个仪式剪掉,后来我知道那叫“开锁子”。因为我挑食严重,父亲搞来一个小沙锅,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米留给我,常常给我开小灶,让母亲抓一把米放在沙锅里熬米粥给我喝,烟火经常熏红了母亲的眼眶。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点一点的长大。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家里人口多,口粮少,父亲与十几岁的大姐就经常去离家八十多里外的铁球山给人家运石头做苦力赚一点小钱补贴家用。这些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直到前几年与大姐闲聊的时候我才知晓。一次父亲的一位仲姓朋友来我家里串门,看见了我。就与父亲商量着把我领养过去(他家当时没有儿子),说这样可以为我父亲减轻一些家庭负担,还承诺给父亲一些粮食,父亲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尽管两家离的很近,交情很好,但是他也舍不得自己的骨肉送给别人。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在大姐还不足二十岁那年就远嫁了几百里外的徐州农村,从此以后几乎都是大姐那边照顾着我们度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
大姐因为家庭极度贫苦没有上得起学,至今都是文盲,二姐上了几年学堂,能认识几个字,大哥也是一样。到我上学的年纪,父亲再也拿不出钱来。尽管那时学费才二元钱一个学期,凑来凑去才凑到了一元钱。我上学的事情不能再耽误了,父亲为这事很发愁。好在二姐那时在学校读五年级,对我的启蒙老师陈怡凤很熟悉,她对陈老师说明了我的情况,说家里仅仅凑到了一元钱,欠缺的另一元钱能否拿家里的十个鸡蛋抵账让我去她班级读书。这个南京下放来的五十多岁的陈老师很爽快的答应了,让为此事发愁的父亲终于露出了笑容。我挎着母亲自制的书包终于走进了向往的学堂,接受了知识文化的教育。我很感激南京来的这个陈老师,在我走上社会后曾经打听并寻找过她老人家,遗憾的是她回南京后失去联系而寻找无果。
父亲是一位心地善良之人。一次家里来了一个讨饭的男人,自称与我家同姓,称呼父亲为大哥。父亲看他可怜,留他吃了一顿,送他走的时候还让母亲给叠了十几张刚烙好的煎饼并用一块白布包好送给他路上吃。我不解的问过父亲,为什么我们家都快吃不上饭了还送他这么多煎饼。父亲淡淡的说了一句话:“哪个就没有一点难处呢?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父亲还是一位大度宽容之人。一次四祖父家的三叔要结婚了,恰巧那年遇到他出河工的时间与婚期重叠。(以前农村的规矩是男子20-40周岁壮年时每年出一次劳工去外地修理河道)。因为我家里经济比较拮据,四祖父就找到我父亲要求他代替三叔到外地出劳工,而四祖父则说好愿意拿出三十元给我家作为劳工费,先付十元,另二十元等河工结束后回家再付,可是河工结束以后四祖父再也不肯给那剩余的二十元了,理由是村里给民工凑的出工钱被我父亲领了,顶账了。而在那个大家都吃不饱饭的年代,四祖父家里每天都有十几个人为他家做义务工,四祖父有一手精湛的木工手艺,手下的徒子徒孙十几个人跟着他学手艺,都是不付工资的,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大富户。他承诺过该给父亲的劳工费用最后却食言没有兑现,但是我父亲因为四祖父是长辈,后来没有和他计较。
父亲对我也有比较严厉的一面。少时的我经常与村上一起玩的小伙伴去偷摘大叔家还没成熟的栗子果实,有时候也去偷摘大姨家门前的石榴。那时年纪还小不懂事,不知道这些果实没有成熟摘了也不能吃的,摘下只是白糟蹋了这些东西。这些事情终于被我父亲知道了,用巴掌使劲的扇了我的后脑勺,我便嚎啕起来,等我平静下来之后他就给我说:“少年偷针,长大偷牛,现在就这样,我如不管教你,长大后如何得了?以后再也不准许去干这些事情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私自去拿过别人一点东西。
父亲也是一位懦弱之人。我们这里很早就有养花的习惯,虽然我家土地不多,也在非常紧张的口粮田里挤出三分地率先种起了花草。在那个国家都穷的吐血的年代,更没有人会拿闲钱来买我们的花草了,种的花草每年几乎都是被人偷去大半,也经常会招来一些无赖来收一些什么特产税的或者以其他名堂来敲诈的,而父亲则总是无休止的不断满足他们。我曾问过为什么要给他们钱,我们也没在花草上赚到钱,父亲总是无奈的说,“我也不想给,不给他们能让你安心的生活吗?会放过我们吗?”此时我总是无言以对。后来国家的经济情况逐渐好转,对绿化也重视起来,绿化苗销售情况也好起来,我们的花草也扩大了生产规模,还租了别人两亩地来种花草。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多,但是所有的辛劳总是付之东流。一天夜里,由于白天我干活太累,夜里睡的太深,所种花草一夜之间几乎被贼人偷拔了个精光。父亲在地里看着这场景很心疼,叹了一口气说道:“好财不发命穷人啊,也许是我命里就该穷呢。”然后默默的把贼人遗漏下来的花草树木整理一下重新种在一起,留下大片的空地在种一些蔬菜。父亲对待村子上的人也很和善,我家养花早,他总是会赠送一些花草给村民做母本,于是慢慢我们村庄的花木种植逐渐扩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