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还不到一年，队长就搜集我和知青点的十条罪状告到公社，要求处理我们，最好把我们调到别的大队。邻居吴老幺幸灾乐祸地问我，你究竟怎么得罪了那个兵油子？

　　我莫名其妙。

　　吴老幺指点道，队委会上谈到知青点，有人说，这个点乱，坏就坏在老白知青和小白知青。只要把这两个收拾了，其他人就成了面团，怎么揉都行。

　　我以为，哪怕都是知青，也不是都有同样的趣味和志向。人们在田间种上麦子，可还有稗子长出来。我就是稗子，得不到呵护，却比麦子长得更高。我根本不管闲事，但队长却认为知青做坏事，都有我在背后出点子，原因让人好笑，只有我喜欢看书。还有更好笑的，哪家的鸡呀鸭呀失踪了，也到知青点来问罪，因为只有我们最近。

　　天大的冤枉，更冤的是小白知青，它什么都不懂，却为知青担起罪责。我大声喊道，小白知青出来。

　　小白知青从床底慢慢吞吞走出来，一脸困惑地看着我。我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又咬了人？

　　没咬。上次咬了队长还不够？当然小白不会说话，搭话的是吴老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小白知青不是人，而是一只狗。知青下乡，村民们都以某知青称呼之，比如陶知青、戴知青等，小白和我们一起，也成了小白知青。我们也喜欢这么叫它，以示它是我们中间平等的一员。因为有它，我就升格为老白知青了。

　　小白知青并不是镇上居民，而是一只流浪狗。那时还没有流浪狗的称呼，无主的狗都叫野狗。年初，我们来到谢家岗二队，在路口下车时，它正在积雪里寻食，突然嗅到喜爱养狗的夏子身上气味，小眼睛一闪，忽地扑上来，又亲又咬，一边撒娇一边撒欢。它不到一尺长，一身白毛很脏，接人的队长皱着眉，挥手连着喊了几声走走，可小东西偏偏赖着不离开，死死地跟着我们，来向红墙灰瓦的知青房。进门时还故意掉头望了一下队长，一脸的得意。

　　小白知青仿佛和队长有宿仇，它常驻知青点，只要队长一来，它就狺狺狂叫，有几次咬住队长的裤管，不让队长进屋。我们怎么教育它都没有用，这种敌情观念深入了它的骨髓。并不是它不会讲礼貌，其他社员来了，没两次它都像热情过度的主人，摇头摆尾欢迎。有一次队长给惹烦了，大声吼道，你这家伙太记仇了。老子在稻场上用扬叉赶了你一回，你一辈子就把我当阶级敌人？再来打狗运动，看我不把你做成红烧狗肉。小白见队长比自己还凶，立刻夹着尾巴，躲到夏子腿缝里去了。神色怯怯的，眼珠还在骨溜溜转动，监视队长的一举一动。

　　队长是来找我的，他说，有个坏分子偷砍了集体的一棵树，被抓起来关在队部了。民兵都上堤了，你今天晚上去看管他，一个半工分。队长嘱咐道，你是知青，要站稳阶级立场。

　　这个坏分子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了，反正全队大都姓刘，称他老刘不会错。当时四类分子中，坏分子的来历最莫名其妙。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男女作风以及经常和领导吵架，都可能戴上这顶帽子，一辈子不得抬头。就是与其他被管制分子相比较，坏分子也是最让人瞧不起的。要去熬夜，我搜刮了知青点的所有衣袋，凑了九分钱买了一包经济牌香烟，带着小白知青去到仓库旁的队部。屋里很暗，小白知青冲着室内叫起来，我才发现值班的床头捆着一个人。

　　小白知青早就长大了，成为一只雄壮的大犬。它蹲在门槛上昂头一叫，还真有一种八面威风的气度。屋里的人吓住了，啰啰嗦嗦说道。老、老白知青，你、你来做什么？

　　乡下人都怕知青，打人下得了狠手。老刘也以为我是队长找来的打手，缩成一团，做好了皮肉受苦的准备。哪知我唤住小白知青，点亮马灯，不再理他。自顾打开找吴老幺借来《约翰.克里斯多夫》，一头扎进书里去了。没有吃到下马威，老刘反而惶惶地，不知所措。他好半天才吞吞吐吐道，老白知青，你是来看守我的？

　　我坐在床沿上嘲笑道，没挨打。皮痒？我可没兴趣打人，明天开斗争会，自有人收拾你。哪里没树，你怎么单单看上挂钟的树？这下好，队长天一亮就要敲钟，今天一去，树没了，钟在地上。你这不仅犯了盗窃集体财产的大罪，还犯了破坏生产的天条。

　　老刘垂着头丧气说，生老三，屋檩也被揭走，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全队哪有成型的树？只有挂钟的榆树，人家肯出三十元钱，

　　生这些孩子干什么，家里本来就穷，这下更穷了。我既同情却也不很理解。

　　老刘胆怯地反驳道，你们知青在乡下干几年，会进一个单位，生老病死都有了依靠。我们农村人，没有儿子，老了怎么办？

　　在马灯的豆苗中，我看见他脸上有了一点红色。那时我已经来了几个月，知道一点农户的状况。他第三个孩子了却了他的心愿，比上面两个多长了一个把把。

　　我撕开香烟，点燃一根，惬意地半靠床上。穿过袅袅烟雾，他的眼睛不再害怕，却增加了可怜的成分。我叹了一口气，阶级立场站不稳了，起身给了他一支烟。又解开他手腕上的绳子，说，老刘，抽了烟你也躺一躺，半夜别跑了，莫让我为难。

　　怎么会？我是坏分子，可我是人。再说，还有小白知青看着我。他几乎是拍胸向我保证。小白知青听到老刘提到它的名字，从床下站起来，瞪了老刘一眼，把老刘吓得打了个寒噤。小白知青摆了摆脑袋，慢悠悠出门蹲在外面去了。

　　是呀，他怎么跑？三个娃，比捆他的绳索更有劲道。他能逃离批斗，但逃不脱生活的鞭子。第二天早上队长带民兵来接班，发现现行坏分子给松了绑，当即对我冒火了，谁给你权利解开他的绳子？

　　我解释说，他又没跑，偷树也是被逼无奈。

　　你的立场到哪里去了？同情阶级敌人，你就是阶级敌人。队长愤怒不已，声音很大，两个民兵见状，也端着没有子弹的老步枪，虎视眈眈指向我。这时，一向在队长面前色厉内荏的小白知青，突然从门外冲进来，朝队长的左腿狠狠咬了一口，调头又跑了。两个民兵顾不得老刘，拼命去追，没能抓到，它消失在村边乱葬岗的灌木丛中。

　　我离开谢家岗后，曾经在沙市与老刘有次相遇，他西装革履人模狗样，老远就喊我老白知青，短暂交谈，几次提到那支最廉价的香烟。我暗自感慨，我们的农民是最知道感恩的。我说，你最应该感激的是队长。

　　他问为什么？那天开斗争会，他指派人把我的小腿骨打折了，我躺了三个月才好。我恨死他了！

　　我笑笑说，如果不是他有意将你的腿子打断，公安局的小车早就把你拖走了。按当时的情况，你不坐五年也有三年。你进去了，家里的娘儿四人这么办？

　　我这么一说，他仿佛醒悟了，轻轻地哦了一声。

　　自从狗咬之后，队长怎么也看我不顺眼，一有机会，不是把我撵到荆江堤上挑土，就是把我赶到石首开山炸石。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小白知青一直安然无恙？每次从外地回来，小白知青总是急不可耐地扑上来，咬我的裤管，舔我的鞋帮。听了吴老幺的话，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队长是想把小白知青当成砝码，把我们逼走。

　　我问吴老幺，是哪十条罪状？

　　吴老幺摇头说，具体不清楚，听旁边的电话员讲，书记一直忍着笑，故作认真地看告状信。好半天才在纸上指指点点说，这这，还有这，哪个知青没有这点毛病，都是一些孩子。你们得了国家的几千元安置费，没有为他们购置一砖一瓦，丢了几只鸡少了几颗菜算得什么？还有，书记的面孔突然乌云密布，冷冷地说，老刘，你真想把这条罪状安在他们头上，第十条，好大的罪名！阶级立场不稳，包庇坏分子，你这会毁掉他的一生。

　　队长额角冒出冷汗，他结结巴巴解释道，我没有害他们的心思，只想让他们不害我们。

　　书记平静下来，淡淡地说开了。他们是你求我要去的，现在你要退回给我，他们的安置费也要退回公社。

　　别别，我不告了还不行吗？说完，队长抢过信一溜烟跑了。

　　吴老幺笑了，我也笑了。

　　然而，再次从工地回来，我笑不出来了。我背着破烂的黄挂包走进知青点，只听到小白急切的叫声，却不见小白的身影扑来。它给锁在屋里床脚下了。夏子告诉我，公社又部署了打狗行动，除了小白，队里的狗都灭绝了。

　　正说着，队长领着几个民兵来了，他向我点点头，说回来了，又朝着夏子说道，这次打狗是政治任务，公社下了死令，要让全社听不到一声狗嚎。社员家的狗都打绝了，只有你们一户还藏着。

　　夏子眼睛红了，他说，你们打我的小白知青，我拼了！

　　我见势头不对，胳膊拧不过大腿，赶紧把夏子拉走了。回头说了声，死狗留下。

　　队长笑了，行。你们等会去一个人到我家拿一点桂皮花椒。

　　小白知青死了。

　　文后补记一件事，以与本文开头的十条罪状相辉映，供大家一笑。下乡两周年刚过，也是正月，吴老幺受队长之托，来到我镇上的家里，给我送来招工表。我拿到屋外，在生产队意见一栏里，仔细辨认出了队长歪歪斜斜的几行字迹：该青年下乡两年，认真改造世界观，做到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深得领导信任和群众喜爱，同意上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