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方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搞写作的朋友，他在原单位混得好好的，年纪轻轻就拿上了副高级职称，家里也是妻贤女慧的，总之是形势一派大好。不知那根筋出了错，有一段时间，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离家出走。那种愿望一来就势不可挡，在他还没想好要去哪里，也没有任何成熟的对新生活的打算的情况下，他不听任何人的劝告，辞去了公职，收拾好行装，带了他那部二手的手提电脑出走了。走到成都，在一个吃抄手的小摊于上他必定要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他认为自由撰稿人最应该待得的地方应当是北京，于是他就又上了北京的列车。后来他回来了，理由主要是北京的生活费太高，又一想既然要做的是自由撰稿人，在哪里做都是一样的。这趟行程虽然最后还是把他送回了家，但他的一生就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现在他也常常有离家出走的愿望，他就应了这种愿望出去走一趟，因为去了一回，第二第三回就显得非常正常，走走然后再回来。我再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已从一个无忧无虑的白白胖胖的国家干部变成了一个相对黑瘦的却精神气儿挺足的“自由人”，一个在现代中国压力还挺大的要靠自己的稿费生活的人。他说，我没想到我还能写那么多的通俗稿后也还能写那么多小说。言语间很有些是压力也是动力的味道。在这之前他也曾唉声叹气地对我说：看看单位里那些五、六十岁的人，就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到自己十几年、几十年之后的模样。根本就不用脑子，闭了眼睛走就一条路走到黑。

　　在他当初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所有的人，也就是说他的妻子女儿爸爸妈妈等等部认为他在做一件天大的错事，逐一上阵叫我这个好朋友也加入劝说他迷途知返的大部队。我没说什么，主要是我没拿准他是不是在做一件错事。再说了，就是他在做一件错事，我也不该说三道四，这点上我也有我的主见。也就是说我觉得给一个人一个好的建议，是对这个人犯错误的能力，表现出一种毫不尊重的态度。而且我也同意佩索阿在他的《惶然录》里所说的，我们向他人索取建议，唯一可能的理由是，我们随后干起来的时候，恰好可以与他们所说的建议南辕北辙。再说我的这个朋友是个聪明人，他连妻儿的建议都不要听，我给他什么建议除了背上轻漫他智商侵犯他权力的罪名之外，摆明了是不想要这个铁了心的朋友了。就是对方是一个笨蛋，我想自己也不该说什么，这里面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那就是这个世界在让聪明人尽显其聪明才智的同时也应该给笨蛋创造一个环境，一些机会，让他们得以尽心展露自己的笨，这样才公平。这些权力是上帝赋予我们的，特别是赋予那些年轻力壮尚有大好时机做错事再改正错误的年轻同志们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前题，那就是这错事并非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对于未成年少男少女而言，离家出走并不是上策。我的那个朋友之所以敢于这样犯错误是因为他有这种犯错误的能力，说得好听点也就是说，他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如果你是一个未成年少女或少男，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在家和学校里待着，积累你犯错误并迷途能返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