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初夏时节，一个平常日子的下午，天气还没有热起来。我坐在电脑前不知是写一篇短文好还是将那些未完成的文字端详一番。电话响了起来，是一个遥远的但并不陌生的声音，“是李平易家么。”“是的”。“我是迟子建……”

　　我很是意外。以为她到南方来了，但其实是在哈尔滨家中。她的声音仍然那么清亮又带着哈尔滨人的磁性。她开玩笑地说突然想喝新茶了，就想到向我要一杯新茶喝。可是我的电话号码改了，找到我也并不顺利。想想也是，茶季已过了，想必那时她就打过电话，但没找着。其实她主要是告诉我我写她的一篇印象记《迟子》作为附录，她将其收在了新出的一本选集里。书是去年年底出的，“很多人都看到了。”这很多人当然是我们共同认识的人，也就是当年的同学及老师吧。这件事和接到她的电话同样意外。这么长时间了，我居然一无所知，真是太孤陋寡闻了。

　　我写她一篇印象记纯属偶然，因为我说过不会写她（好几位当年的男同学却都让我“卖”了换酒钱）。事情要从2001年5月说起。当时我准备接编在省内口碑不错的“新安花雨”副刊，早先我曾协助学开在这个版上辟过一个“安徽作家之窗”，我想把这个“窗”扩大到全国，正好合肥的赵焰也想请我帮助约一些省外作家写稿，于是我们打算“联动”。迟子建的散文是相当出色的，人缘和口碑也很好，通过她也许可以约来一批名家之作。于是就向她约了稿。但是在合肥见报时，迟子建变成了迟子健，我有些难堪，因为我知道她在乎自己的名字，在几年前的一起官司中，书商将她名字弄错是诉讼的内容之一。于是就写了一篇算是为她“正名”的短文投给《新安晚报》，写得很是随意，也没好意思同她说。日韩世界杯将开始时，赵焰邀我在他的报纸上开一个评球专栏，盲目答应下来，临到要开笔却有些惶惑了，抓耳挠头，想到迟子建写过几篇有关足球的妙文，还客串当了一回记者，为当时青春而又清纯、人气很旺的足球解说员黄健翔做过一个专访。或许她也正答应着给人写文章呢，何不问问她？于是打了一个电话。正好她在，于是调侃起来，因为她的丈夫是家乡的地方官。我竟然没有感觉到她声音的异样。她听我说了些话后，问清我是在家里后，声音喑哑地说家里出了些事，丈夫出了车祸。其时我仍不以为然，直到她说出刚回老家“处理后事”回来，我才仿佛有些明白。搁下电话，想想自己开始说的调侃的话，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她结婚才数年呀。第二天，我找出那张剪报，给她寄了去，因为这时候任何安慰的话都是多余的。直到那年年底，在和北京一位老师的通话中才较多地了解了一些迟子建丧夫的细节，从网上找到了她发在《文汇报》被多家报刊转载怀念亡夫的散文：《尼亚加拉的彩虹》，那是一篇泣血文字，很是感人。我想和她联系，聊上几句，可是想想自己那回她在极度悲痛之中我说的不成体统的话，又失却了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