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以为隋炀帝是个荒淫的暴君，读佛教史才知道隋炀帝居然是佛教徒。隋炀帝（605 —616 ）笃好佛教，他先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顗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顗为智者。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作为佛教徒的隋炀帝如何成了暴君呢？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记：炀帝广，营建东都，开通济渠，南游扬州。北巡榆林，至突厥啟民可汗帐。筑长城。开永济渠，通涿郡。三征高丽，天下遂乱。炀帝的夸大狂，一面十足反映出当时国力之充实，一面是炀帝自身已探深染受了南方文学风气之熏陶。这个记载透露出隋炀帝的“暴虐”，但此“暴虐”却为后人开辟出一番天地，客观上应是功。至于荒淫，则是野史及民间故事所流传。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流传？为什么一个佛教徒皇帝在人世间留下如此荒诞的恶名？释迦摩尼身为王子而弃家国创教，绵延不断。同为王子的杨广皈依了佛法，把个家国破掉，却未能成佛，竟留下恶名!值得思索。

　　庄子在《人间世》里讲孔子教导弟子颜回的故事，颜回要去说服暴君卫王，孔子说了一段话：且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为人菑夫？意思是说就算你忠厚信用，未必能与卫国君王权贵们声气相通，你虽然不争名夺利，却未必与卫王情投意合；你跑到那儿去宣讲仁义道德，显示一番，只能招人讨厌，被认为是妖言惑众，扰乱人心，你成了不祥的带来灾害之人，成了祸害。人家觉得你对他们有害，就必然会反过来加害于你。这不是自找苦吃，自我制造灾难吗?“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硬要将你的仁义规矩的一套讲述给暴烈的卫王，只能自取其败，自取其辱而已。这段话非常深刻，很值得人们反思。这里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舍生取义的道义观，而是在追求一种生存的智慧。这种智慧具有普遍价值吗？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难以下一定论。这个故事是讲作为民间的智力面对王者权力的困局。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反过来演绎一下，作为王者权力如果面对民间的众力，结局难道不是一样吗？比如秦皇嬴政，比如隋炀帝广，都是才智超众的英雄，所思所行能够龌蹉到令人不齿吗？但时人为何反而抗之呢？难道不是因为“未达人气，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吗？民间的智力若与王权不通心气，会被王权所辱所灭，王权的智力与民众的众力不通心气也将被围困而死的。炀帝的恶名，是其恶民所致吧！颜回若是惹恼卫王，卫王一定不会给颜回一个赞然后杀了他，炀帝惹恼了民众，民众自然赐他一个暴君的称号。

　　作为佛教徒的杨广能做些多么暴虐无道的事呢？无非是把他想象中的美好，他意念中的世界强加之于民众罢了。而闲散的民众把自己想象中的美好强求之于帝王，同样是暴恶。可见这些暴恶，都是自恃尊大而造。帝王在宫殿内构筑宏图，将一腔意愿当做真实世界；民众蜗居陋室，将受制于人当作奇耻大辱；两者的膨胀遇到一起，只有厮杀了!

　　大道甚夷，而人好径。生命的形式丰富无际，而人只执此一生，一生又执于一隅，一隅又执于一私，一私又执于一欲，而欲变化无定。“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以此生的有限把握众生的无限，只有失败，只有愤恨，只有碰撞，唯相辱诟了。这世间，只是一个以暴制暴的循环!所以无论颜回是“端而虚，勉而一”，还是“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都不能逃脱厄运，唯有“心斋”，“虚者,心斋也”。《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其理一也!

　　想要说服卫王的颜回和执著改造世界的杨广都同陷在自我的一隅中，怎么能得到孔子和释迦摩尼的境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