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单词写起来也许不太难，可真正能做到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比如“和解”，或者说出“对不起”“我原谅了你”这些话。这和我们的固有观念有关，观念一转，做起来其实也很容易。

　　在我儿子罗伯特11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哭着回了家，告诉我们，两个比他大的孩子在公交车站打了他。

　　我们很快得知，那个地方的紧张气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最近每天都有孩子在那里打架，开始是言语挑衅，后来是推推搡搡，现在发展到了拳脚相加。罗伯特不敢去上学了，只想呆在家里，以此来躲避那些爱打架的孩子。

　　我们给学校打了电话，学校强烈地支持我们。“我们一定会把那几个孩子的家长叫来，”校领导说，“你们也应该叫警察来帮着解决。”

　　“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实在不行，我就只有找警察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罗伯特在屋里呆着，偶然向窗外一看，立刻吓了一跳。“打我的那两个孩子就在外面！”罗伯特对我们说。我们朝外看去，两个比罗伯特年长一些的孩子正站在我们的房子前面，看样子是在等着罗伯特出去。

　　我马上往外走，想质问他们到底想怎么样，可一向温和的妻子贝芙拦住了我，她走过去打开房门，微笑着对那两个孩子说：“嗨，小伙子们，想进屋吃点冰激凌吗？”

　　那两个人迟疑地互相看了看，但他们毕竟是孩子，其中一个人耸了耸肩回答：“好吧，为什么不呢？”

　　他们跟着贝芙进了房里，贝芙主动地向他们作了自我介绍，并且介绍了罗伯特的弟弟和我。她甚至把我们家的小狗鲁斯迪叫了过来。“我猜你们早就认识罗伯特了吧。”贝芙说着，指了指我们的儿子。我知道，她的意思是想让那两个孩子知道罗伯特是个和大家一样的人，而不是他们打架的一个靶子，罗伯特就住在附近，他的家人很友好，甚至他的小狗也很友好。

　　在我们吃着冰激凌的时候，贝芙和那两个孩子聊着天。几分钟后，她说：“我知道最近在车站那里有了一些麻烦，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有误会吧。”

　　两个孩子点了点头，承认车站那里确实有麻烦。

　　“罗伯特想和你们成为朋友，”她接着说。“也许我们可以聊聊到底是什么误会，那样你们就都能成为朋友了。”

　　他们点头，表示同意，我们的谈话就继续了下去。终于，那两个男孩向我们道了歉，说以后再也不给罗伯特找麻烦了。后来也确实如此。

　　一个星期后，学校的副校长给我们打来了电话，问起了孩子们打架的事。“你们叫警察了吗？”他问。

　　“没有，不过我们把这问题给解决了。”我回答。

　　“你是怎么解决的？”他怀疑地问。

　　我回答：“我们是用冰激凌解决的。”

　　贝芙的做法让我知道了，以宽容待人，问题解决起来就是这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