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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最后一次端庄亮相，是在我儿子的婚礼上。一个月后，她就住进医院，准备肿瘤切除手术。手术过程中，母亲突发重度脑梗，虽然最终保住生命，但从此丧失自理能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母亲出院了。从此，父母原来的家变成了家庭病房，父亲成了护工。

　　自从母亲病倒后，父母一贯的“庄重”和“含蓄”，慢慢地变成了令人心酸的“浪漫”和“缠绵”。父亲常常微笑着问母亲：“老伴儿，你嫁给我后悔吗？”母亲声音沙哑：“不后悔！”父亲问：“你喜欢我吗？”母亲答：“喜欢。”父亲有时故意逗她：“你怎么又尿床啦？”母亲就一脸木然，一字不答。父亲若是夸奖她漂亮，她就挤出一个酒窝，表示高兴。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都是比较严肃的人。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跟现代人不同，低调含蓄，他们难以启齿“我爱你”三个字，但他们的感情依然是浓烈真挚的，似山涧的清泉潺潺流淌，不息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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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的一生朴实而平淡。20世纪50年代，父亲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到机关工作，开始没有工资，是供给制干部。母亲是纱厂工人，工资比较高。在组织介绍下，父亲和母亲相识并结为伴侣。

　　婚姻伊始，日子过得磕磕绊绊。母亲觉得父亲玩心太重，回家就知道读书看报，周日也不帮忙照看孩子，而是去机关舞会做伴奏师。我和哥哥两三岁时，同时得了小儿肺炎住院，父亲还是大包小裹回老家过年，母亲伤心得直掉眼泪。

　　父亲一点点成熟，且有责任感，是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开始的。那时，国家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分到的那点儿粮食根本不够吃。母亲却从未让父亲挨过饿，饭桌上，她总是先让父亲吃饱，自己靠喝稀粥充饥。她怀我妹妹时，严重营养不良，妹妹生下时瘦得像一只小猫，连哭的力气都没有。父亲被母亲的无私呵护感动，当他成为3个孩子的父亲时，就再也不去舞会伴奏了，下班就回家，做做家务，哄我们玩。

　　“文化大革命”期间，母亲因十几岁时为找工作受骗加入“三青团”的问题，受到厂造反派的审查批判。雪上加霜，街道给姥姥贴了大字报，罪名是漏划的富农婆。父亲少小参军，属于革命阵营里的一分子，却受到我母亲和姥姥的株连，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父亲出发那天，大雪纷飞。我陪着母亲送父亲到集合地点，临别时，母亲忐忑地问父亲：“你后悔和我结婚吗？”父亲微笑道：“这辈子能娶你，是我的福气！”母亲的眼泪刷地就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