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得让人忘乎所以

　　2009 年的时候，我和江东在北京，最穷的时候，冬天那么难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一张薄薄的电热毯，一只三百瓦的取暖器。一人一台旧笔记本，我缩在床上，他蜷在二手市场买来的旧沙发里，舍不得点灯，就着取暖器明黄的光，手指像飞快的马蹄，哒哒哒写着几乎卖不出钱的剧本。

　　我们还有一口烧蜂窝煤的炉子，到了饭点的时候江大厨就要出马，切一棵水灵灵的大白菜，放几片腊肉，再下两把面条儿，搁两个鸡蛋，捞出来滋溜滋溜吃得倍儿香。日子是真的苦，好在年轻，又是在北京，皇城底下，穷也穷得底气十足。

　　冬天快过去的时候，江东买一块抹茶蛋糕上面插一根蜡烛给我过生日，24岁，我嘴里含一着甜蜜的蛋糕仰着头向我最爱的人许愿。我说：“我希望有一天可以住上有暖气的屋子，每周有蛋糕吃，每天都可以见到你。”

　　他把手搭在我的脑袋上，学上帝老头儿说：“我知道了，不久就会实现。”

　　我踮起脚，吻了吻他的额头。

　　那时候很多事都能令我们快乐，比如一个早春午后，阳光好得把所有在胡同里冬眠了几个月的人们都晒了出来，大家像晒棉被一样舒服地晒着自己。我和江东混迹其中，用我们的白菜腊肉汤面换来了一个小模特的曲奇饼干和一个内蒙画家的红茶。我记得那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我和江东在温暖的阳光里懒洋洋地望着彼此，手里捂着红茶，再吃一块香香的曲奇，忘记了寒冷和贫穷，以及生命里所有的冷眼。天空晴朗而高远，槐树像老人一样慈祥，鸽子在檐上扑腾一下飞走，沙尘暴还没有来。这样的春天美好得让人忘乎所以。

　　那个春天结束的时候，我放弃了写剧本，成功应聘一个法国人开的外贸公司当翻译。我们趿着人字拖去秀水挑了一套看上去很不赖的正装，还下了次馆子小酌以作庆祝。散步回来的路上玩踩影子的游戏，走走停停也拉开了一段距离。江东站在原地等我，冲我喊：“赵朗，好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