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晚年巴金的“文革”反思，自然想到了冰心。

　　认识冰心是在１９８３年。我很喜欢去和她聊天。作为一个世纪老人，每次聊天，她其实是在为我讲述历史。从“五四”时期第一次投稿，到在赴美轮船上和梁实秋等人一起办墙报；从“文革”中年过花甲仍被批斗、打扫马路、干校劳动，到暮年为教育、为知识分子待遇大声疾呼……

　　她承认，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写过一些今天看来不太有保留价值的文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和许多作家一样，真诚地相信一切，把复杂的生活看得单纯而透明。她说她的有些文章是人云亦云，并没有自己真正的独立思考。她正是以这样的崭新姿态，走进她的晚年，从而，晚年的创作风格与过去相比，仿佛发生了突变。“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她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

　　真正理解她的是萧乾。“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责。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１９８８年在“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的开幕式上萧乾这样说。

　　晚年冰心正是因为大胆干预生活的勇气才赢得广大读者的敬仰。如今教师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但不能忘记２０年前冰心为改善教师待遇而发出的大声疾呼。

　　１９８６年，她发表了脍炙人口的小小说《万般皆上品》和杂文《我请求》，顿时轰动全国。她转给我好几封读者写给她的信。今天，再度翻阅她的小说手稿和这几封信，不由得更加认识到晚年冰心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