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上海淮海路、陕西路路口有一家永丰寄售行，牌子虽挂寄售行，店里几乎全是音乐唱片，而且是清一色的外国唱片。那时，“左”风未兴，青年们西装革履地聚在一起，听听唱片、喝喝咖啡、跳跳舞，还是件很时髦和上“品”的事情。“发烧友”们常常把这新开的小店挤得水泄不通，因为这毕竟是上海滩唯一的一家专售外国唱片的商店。

　　店主邵祖丞，正是邵洵美的儿子，那时20来岁。

　　唱片生意好得出奇，当时一般服装店只能赚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而一张新出的外国唱片，起码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香港片商知道他的能量，不断把新灌制的片子送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外国人办在中国的最大的唱片公司）在“打烊”之前，也把片子摊出来尽他挑选。依邵祖丞那时的眼光，还嫌百代的片子不够新潮呢，宁可直接进口原版国外唱片。只是碍于情面（百代公司的买办是邵家的亲戚）选了一小部分。

　　可惜好景不长，“三反五反”之后，有钱人家如惊弓之鸟，纷纷逃往海外，西装革履的“小开”们也失去了往日的雅兴，唱片生意自然也日趋清淡。公私合营时，邵祖丞只好怏怏地到时代中学去教书了。

　　时代中学的前身是圣芳济教会中学，他的祖父邵恒当年是该校的校董，邵家许多子女也都在该校念过书，学校与邵府已有三代人的情谊了。按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起来理应是心情舒畅的，然而“肃反”的时候，因为他曾参加过一个自己也弄不清、也从未参加过任何活动的组织（据说那是个特务组织），稀里糊涂地就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这么一来，讲台他就站不住了，被派往学校总务处分管学生的课外劳动，同时在学校办的校办工厂里干活儿。这样的日子对于“小开”来说，已经很够“味儿”了，但更残酷的事情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