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是很看重衣着的。三闾大夫就喜好修饰打扮：“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我闭眼可以想见，他从汨罗江畔高高的山冈走来，风吹得仙袂飘举，身影映刻在蓝天上，好似一尊缓缓移动的雕塑，绚烂、精致、灵气四溢。潘岳写《秋兴赋》，说到晋朝士大夫的生活情景：“高阁连云，阳景罕曜。珥蝉冕而袭纨绮之士……”穿着素绢罗绸的上好衣服，头上还要缀上许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现代文人也不示弱。邵洵美的衣着器用就相当讲究。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得见邵先生最后一面，那时他其实也不过六十岁刚出头，只见他长发飘拂，姿容清奇，细长的凤眼、高挺的鼻梁，微弱的光彩还存留于细腻的皮肤上。可见往日学识、阅历和生活方面的深厚颐养，终究还保存有长足而丰韵的底气。先生平生善奇想、好散财、性浪漫、喜交游。邵府钟鸣鼎食，有客来，先生轻裘缓带迎迓。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文人就衣冠萎谢、风度猥琐了。甚至有那么一段日子，您如果见到一位先生，他衣衫如被烟熏火燎、举止畏首畏尾，那准是文人教授无疑。如今我离群索居，不知道现状，只在电视里看到有些被采访的人士，西装的所有扣子都紧紧扣住，本来笔挺的西装无可奈何地皱了起来。不久前，还在一次盛会上碰到一位知名文人，他的名气与其衣着打扮、风度谈吐实在不能相符。这样的人士，大概只有一片背影还可以一观。

　　文人俯仰天地，包纳万物；文人笔走龙蛇，无远弗届；文人吐纳风云，罔事不问。文人身边的一切，都同他的创作有关，尤其与他们宗法的哲学思想有关。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谈文化必须有科学底蕴。意思是说，要写诗的话，“功夫在诗外”，文人必须“旁骛”，才能成大器。要特别留意，自己的创作能够从科学中吸取什么营养，获得何种感悟。不过说起来，文人的创作非但同科学“有染”，还和穿衣戴帽有莫大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