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遭遇了一件极为不幸的事，之所以说不幸，并非因为自己的损失，全在于事情发生之后朋友给予我的压力。

　　那天傍晚，我像往常一样坐地铁回住处。在天桥下，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子带着十多岁的孩子向我诉说她们的不幸：行李被盗，如今身无分文，她们迫切需要打个电话以便获得亲人的帮助。作为这座城市的外来者，我对这样的处境感同身受。就在半个月前，我拿着缺乏电力支持的手机在大街上寻求人们的帮助，但却没有一个人施以援手。于是我第一时间把手机递给了她，不料通话结束后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她继而向我诉说她的遭遇，而我也陷入了她们的道德陷阱，先是帮她们买了地铁票，然后给了她们一百块钱现金。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她告诉我第二天傍晚会打我电话请我吃饭，而我也信以为真，留下了电话号码。当然，如同一切现实题材影视作品预设的那样，我没能等来这位“朋友”的电话，她逃之夭夭，像一位蹩脚的前锋偶然拾得一次打空门的机会，说不定在过去的时间里兴奋得要命，而我就是那个该死的空门。

　　被骗以后，我只和少数几个朋友说了这件事。在得知我被骗的经过后，有人不仅未对我“深表同情”，甚至还嗤之以鼻，认为我智商有问题，因为此前在其他城市我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只是没有这次来得严重。我告诉他们这次的遭遇并非因为自己的智商出了问题，相反，之所以被骗，恰恰是经过思考后的理性选择：我不愿意无凭无据地怀疑一个向我祈求怜悯、寻求帮助的人，与其无理由地怀疑，我宁愿选择自投罗网。

　　我再也不敢和其他朋友说起这次遭遇，因为每一次诉说都会落得丢人现眼的下场，都无一例外成为自己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凭证。如果将此前的经历视作是文明行为，它带给我的恰恰是无限的压抑，我成了某些人物的替身，比如傻根，只是值得庆幸的是，我尚没有到他的境界——哦，不，应该说我没有退化到他们那“智商低下”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