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观天下，巍巍华夏五千，朝代之更替，如日月之交换，繁而杂乱，不易梳理。兴亡却有之轨迹，循而复始。

　　自三皇起，过五帝至夏，政权更替多用禅让。三皇者，不可考也，余乃观之，有巢、遂人、神农乃历史变化之三个时期也。有巢者，渔猎时期也，遂人者，游牧时期也，神农者，农耕时期也。

　　五帝自《史记》世系表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此皆禅让而更替行政之权者矣。禹治水而功，受禅于舜，至此废禅让而专世袭，其子启建而立夏，为中国之第一王朝矣。

　　夏至太康之时，因荒淫而遭有穷氏后羿撺掇，然虽有少康之中兴，再至桀时终亡于商。至此定下王朝兴衰之变化规律也。商初而兴，至中盘庚而盛，末由帝辛亡于周。

　　周始行封建，分封诸侯于四野，天子拥天下而临中央。然封建之流弊亦随周之兴亡而暴露之。周自迁都洛邑，国力不负，诸侯乱而相伐。始皇出，天下安，诸侯灭，中国一，统钱字，定轨尺，环宙宇，归六合。废封建而行郡县，权归中央，任命地方，乃天下之大新也。然六国者不安矣，秦之亡，实乃六国者也，封建余孽对峙于集权新政，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在此，终亡矣。

　　从此之天下，历朝均有封建，虽集权于中央，然封建犹阴魂不去，祸国为害不浅。汉之封建，招之七国叛乱，晋之封建，亦八王之乱矣。唐初之封建于子孙，乃出玄门之变，后期之节度者，离中央而行军政之权，实乃与之封建无异。宋虽封建势弱，仍有赵氏子孙封地为王。蒙古之封建，四汗国并存然其崩解。明时封建，亦出靖难、宁王之乱矣。清之封建三藩，亦是如此，封建荼毒岂非亡国之一罪乎？

　　王朝更替之规律，无非初期之修养，中期之兴盛，末期之衰亡。初期之时，因祸乱战伐，民不聊生，为促国盛而行休息之策。转至中期，国力强盛，乃兴兵扩疆，扬名世外。而至末期，国力财富因中期奢而霍之，故变而匮乏，不得已加赋税，重徭役，逼民谋起，门阀叛反，再加之边患外急，内外蛀食，遂而亡。

　　汉初用黄老之策修养民本，至武帝时削封建而强集权，罢百家而尊儒术，王朝强盛于世，而北拒匈奴，西通西域，南阔疆土，至元帝时，犯强汉者，虽远诛之，中国国力之强盛，与罗马、安息、贵霜并举。然穷兵黩武，耗其国力，终至流民四起，颠覆王朝。流民起义者，乃国之亡之二罪矣。

　　夫观隋时，合中国，开科举，凿运河，游河西，千邦来贺，万国来朝，却因好大而喜功，国民生况日下，遭至门阀义起，终二世而亡。盛唐初时休息，至武后、玄宗时盛极于世，然地方势力之盛强必削中央之实权，安史一乱，帝国终不复往，流民又起，遂而亡之。然隋唐之亡，乃至汉之亡，均可归于藩镇门阀之祸矣，藩镇之祸实乃亡国之三罪矣。

　　至宋时，太祖门阀出身，深知藩镇之弊，从此强集权，削地方，重文抑武，实文化昌盛，科技辉明，货币之兴荣，钱财之富足为后世所惊叹哉。然之武功却无他见，边疆烽烟终烧至京都。然宋之军弱，重文抑武实乃其一，二者乃唐时之民族政策，对边民之宽容，使之肥沃牧场尽归游民所有，至宋之时，河西为西夏所据，无天然牧场驯马，宋之步兵实难与之骑兵对敌。三者乃燕云十六州之失也，五代之时，燕云之地尽归契丹，宋虽统一，然燕云未收，攻无天险可据，退无长城可守，与辽金对峙，实难取胜。四乃辽金夏已与其他游牧有别，其乃建立王朝政权，与之汉唐时之匈奴、突厥不可同语矣。宋经靖康而退居长江以南，利其天险延其国祚，其军抗击蒙古之久，又岂可言其武力之差乎？然亡于蒙古乃大势所归矣，世界皆为蒙古铁蹄之颤，何其宋焉？

　　明之立国初者，亦用其修养之策，然其策之税法，为之后世伏患矣。观明一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华夏之功竹难书罄。废宰相设内阁，促工商，兴远洋，资本之新发，火器之昌盛亦属世界之前。然其税法之误而亡其国，虽得张居正改革历变，然不得其解，是为亡明之一矣。明初对峙蒙古，后对峙于满清，又平倭患，援朝鲜，战事终无断矣。战事劳其民，伤其财，使之民怨，终激而民变，是为亡明之二矣。然一二者，实为相绕着，因其税务，国之库府无充盈之财，因其战事，损之库府本不充盈之财，国之为于战事，必充其饷，然东林之辈所累，矿盐之商少税难收，复征其农者，农者本无财，刮之民膏必使民变矣。东林之辈，误国者何其词也，南迁之议，诺成定案，然中央移至应天，国祚仍在，不至军阀四起，私拥立王而内乱纷纷，整顿国事再图北伐者，收复之望尤在矣，此乃亡明之三者。末帝崇祯，虽除阉党，整朝纲，然刚愎自用，生性多疑，频换内阁，丧失民心，斩杀守将，扰乱边防，终使满清入关。观当之气候，正值冰寒侵袭，农耕欠收，游牧外窜。满清者，金之后裔也，早窥中华久矣，明末国力微衰，内乱四起，趁而侵之，入主中原，剃发易服，臣服汉民。此之为亡明之四矣。

　　然观之宋明二朝，皆亡于异族外国，虽此时已融而合一，然当时却是如此。异族入侵实乃亡国之四罪也。清之亡者，乃时代变迁，大势所趋，无奈何他，然仍逃不过息、兴、衰三步规律尔。终观华夏古史，息、兴、衰尤滚滚车轮，无可逃逸。而祸国之四罪者，封建、藩镇、民变、外敌。此四罪者皆关乎亡国灭种之祸端，史来有之，必慎重而行之。

　　百年兴亡，终不过一届废丘，百姓安危，却如是一叶枯城。王朝兴衰贯穿始终，英雄小丑都归尘土。当之读史，应以史为镜，了知兴衰，引之为鉴，杜之安然。此乃史之价之所在也。

　　然国之强，必先民之富，《管子·治国》有云：“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国安必可断其流民变起之罪矣。国富而军强，重国防，顿军务，绝边患，安国邦，兴科技，集智囊，必可断其外敌入侵之罪矣。强中央，分地方，收兵符，渐民权，必可断其封建、藩镇之罪矣。

　　余望想，吾华夏之威，故必复现，重回秦之傲骨，汉之雄武，隋之威严，唐之世盛，宋之富足，明之刚毅，至时千邦来贺，万国来朝，巍巍华夏，永立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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