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宣城一高中毕业生凭借《上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书》自荐上南大文学院的消息引发关注。这名高考未达二本线的学生自比“少年钱锺书”，写了长达3000字的文言文，表明对莫砺锋教授学识的景仰之情和跟随先生求学问道的愿望。莫教授也回应，该生读过不少书，是个读书种子。但截至目前，尚未有高校与这名考生联系。

　　这名考生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是令人动容的。从他的自荐书中可以看出，他读过大量的传统文化经典，并且对王国维、陈寅恪等学术大家的学术路径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考生对于前辈大师的仰慕和追仿并不是没有根底的，甚至可以看出，这种仰慕和追仿是建立在深入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在这样一个不断趋新求快的时代里，有人能够坐住冷板凳，沉下心来仔细研读传统文化经典，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历史传统与民间呼唤。比如唐代就有“行卷”制度，即一些考生在考场之外把作品给考官鉴赏，以求印象加分。大诗人李白甚至根本不参加科举考试，直接写信给达官贵人求官作，他的《与韩荆州书》也被奉为古文经典。近代钱锺书、罗家伦等人基本没有数学基础，都被北大录取。近些年高考也不乏古文作文、古诗作文的奇才，尽管结果未必都得偿所愿，但激起的舆论能量至少为偏科学子给出了一丝“破格”的希望。

　　不过现实总是残酷的。比如李白，那封《与韩荆州书》投递出去，就没有下文了。唐朝的行卷制度在宋代也被废除，原因可想而知：太容易作假了，街头就能买到代笔之作。当前高考涌现出来的一些古文奇才，被名校录取的也属凤毛麟角。钱锺书、罗家伦等打破规则的赢家，也不见得对当代有多少借鉴意义——民国之初新学与旧学交织，教育体系远谈不上完善，不少地方没有数学教育，吹毛求疵只好让位于网开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