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就是效法天地的方位，模拟四时的运行，来治理天下的。四时的运行，有寒有暑，圣人效法它，所以有文有武。天地的方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效法它，建立国家纲纪。春生在左，秋杀在右；夏长在前，冬藏在后。属于生长之事，是文；属于收藏之事，是武。因此，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模仿这些，来实行法令，来判断事理。凡有关法度之事，掌握不可以不正。掌握不正则判断不公，判断不公则治狱不完全合理，办事不完全得当。治狱不完全合理，疏远微贱的人们就无法申诉；办事不完全得当，功利事业就不能充分举办。功利事业不充分举办则国家贫穷，疏远微贱者无法申冤则民间扰乱。所以说：“凡将立事，正彼天植。”

　　天植，就是心。心正，就不会偏厚于近亲，也不会加害于疏远。不偏厚于近亲，不加害于疏远，则国财没有流失，民间没有冤案。国无失财，民无冤案，则事业没有不兴办起来的，财物也没有被弃置了的。要想了解天心，需要在风雨的情况上判明。所以说：“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

　　万物都尊祟天而贵风雨。所以尊崇天，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接受天的意旨的；所以贵风雨，是因为万物没有不靠风吹动、靠雨滋润的。若使万物离开天而接受另外什么东西的意旨，离开风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吹动，离开雨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滋润，那就无需尊天而贵风雨了。现在人君之所以位尊而身安，就是因为他树立了权势并且推行了政令。其所以能树立权势和推行政令，就是因为权势和财利两者的掌握没有不在君主手里的。若使权势和财利的掌握不专在君主之手，而有所分散，君主的地位就将日益轻贱，而权势财利也将日益衰减，这是一条发生侵夺暴乱的道路。所以说：“三经既饬，君乃有国。”

　　乘夏天白日方长，要审理刑赏大事。这必须宣明纲纪，公布仪法、制度，依理断事。这要求虚气平心，而排除个人喜怒。如果背弃法令而按照个人喜怒行事，祸乱便会发生，君位就会危险。所以说：“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今乃废。骤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牙。众之所忿，寡不能图。”

　　冬天万物收闭，百事尽止，过去一年的事情全部完成，来年的事情尚未开始。乘此冬日无事，就来慎重考察国事的全部过程，详察事物发展的道理。有的工作，开头感到容易而后来才发现困难；有的工作，开头不被注意而后来却无法补救。这往往是利途不能开发，国事遇到困难的原因。开头感到容易的，人们就轻易对待它，轻易对待，就一定办不到难成的大事；开头不被注意的，人们就轻易放弃它，轻易放弃，就一定丧失无法补救的成果。经常办不到难成的大事，经常丧失无法补救的成果，这便是衰耗事业的道路。因此，英明君主详察事物发展的道理，慎重考察国事的全过程，办事情一定预知它的成就，有成就一定预知它的作用，有作用一定预知它的利害后果。办事而不预知其成就，有成就而不预知其作用，有作用而不预知其利害后果，叫作轻举妄动。轻举妄动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所以说：“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

　　凡是人君，都愿意百姓遵行礼义。人民若无礼义，则上下混乱而贵贱争夺。所以说：“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

　　凡是人君，都希望百姓亲近君主而顺从君意，希望百姓为国办事而办事胜任。就民众来说，不爱护他们就不来亲近，不教训他们就不顺从君意。因此，英明君主总普遍施爱来亲近他们，宣明教训来引导他们，顺应他们力量，促进他们富足，爱惜他们的劳力，而不侵夺他们的农时，用这些为他们谋福利。这样，民众就亲近君主而顺从君意，为国家办事就胜任了。所以说：“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治国的根本有两条：一曰人，二曰事。治人要求他一定效力，治事要求它一定完善。人有逆有顺，事情有分量尺度。人心逆就不肯效力，事不合分量尺度就不可能完善。事情不完善意味着有伤，人不肯效力意味着有怨。所以说：“取人以己，成事以质。”

　　所谓成事以质，就是要根据实际分量尺度行事；所谓取人以己，就是要考虑按“恕”道行事。考虑恕道，就是想着比照自己，自己所不接受的，不要施加于他人。所以说：“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拂)，用力苦则劳矣。”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使用民力过头，事情就不会做得完善。不完善而不断返工，所以叫作“劳”。君主用财吝啬，就不得人心，不得人心则发生怨恨。用财而造怨，所以叫作“费”(拂)。民众怨起而不得平复，疲劳而不得休息，就一定产生摧毁破坏的想法。所以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而不悟，民乃自图。”

　　凡国家没有法律，民众就不知道怎样行事；没有制度，行事就没有一个准则。但有法律而不公正，有制度而不明确，则行政管理不灵。行政管理不灵则国家混乱。所以说：“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 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是人民，没有不恶刑而畏罪的。所以，人君要严加教训来告示他们，申明刑罚来做戒他们。所以说：“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有过以惩之，杀戮犯禁以振之。”

　　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则国家称治；昏君不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故国家不治。什么是三器呢?就是：号令、刑杀、禄赏。什么是六攻呢?就是：亲者、贵者、财货、女色、巧佞之臣、玩好之物。三器的用途是什么呢?回答说：没有号令就无法使役臣下，没有刑杀就无法威服民众，没有禄赏就无法鼓励人民。六攻的坏处是什么呢?回答说：虽不听法令而可以安然存在，虽违犯禁律而可以豁免罪刑，虽没有立功而可以发财致富。国家有不听法令而安然存在的情况，号令就不能推动臣下；有违犯禁律而免于刑罪的情况，刑杀就不能威慑民众；有无功而发财致富的情况，禄赏就不能鼓励百姓；号令不能推动臣下，刑杀不能威慑民众。禄赏不能鼓励百姓，人君就没有可以保全自己地位的东西了。那么，英明君主应该怎么办呢?英明君主是不为这六者变更号令，不为这六者疑止或施加刑杀，也不为这六者增加或减少禄赏的。所以说：“植固不动，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