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3年浙江省水利普查公报，浙江省人均水资源量只有1760立方米，已经逼近了世界公认1700立方米的警戒线。虽然浙江单位面积水资源量可以排到中国第四，但由于水资源80%分布于山区，所以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浙东是重点缺水地区。而且浙江水资源还存在着供需缺口大、结构矛盾突出、污染严重、有效利用率低等四大突出问题。以下小编提供了两篇关于五水共治社会调查报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五水共治社会调查报告【一】

　　2015年14日至15日，我们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课外实践活动，即赴浦江县开展关于“五水共治”的调研。在两天的时间里，我们边走边看，边听讲解，还观看了浦江县委书记施振强的报告，应该说对浦江县的“五水共治”有了些了解，也有些自己的感想和体会。鉴于学习总结的需要，我将自己对这次调研的一些心得体会做些梳理，作为本次调研的报告。

　　在浦江调研回来的路上，在我的脑海中缠绕着这样几个问题：浦江县的“五水共治”何以能成功?浦江县“五水共治”成功的经验真的具有可推广性吗?浦江县的“五水共治”的成功，应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为什么我的心里总觉得有些古怪，甚至是不舒服?在路上，我并没有想清楚这些问题，即便是此刻，我也不敢说自己已经想清楚了，只是在尝试着给自己的这些问题找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罢了。

　　浦江县的“五水共治”何以成功?其实，这一点在县委书记的报告中已经作了相当深刻的总结，我并无意重复他的总结，我只是想强调其中的几点。这几点可能是浦江县“五水共治”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我内心感触最深、最有体会的几点。

　　首先，我认为浦江县“五水共治”成功的前提是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没有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五水共治”便不可能成功。县委书记在他的报告里有反复强调这一点。在我们听得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客套话，是他要拍拍省委省政府的马屁，以便今后能获得更大的支持和帮助。但是，事后细细想来，他说这些话绝非拍拍马屁那么简单。我认为，要看透这一点，可以考虑两点：第一，浦江县是个并不富裕的县，而搞“五水共治”，和“三改一拆”要消耗大量的财政。与此同时，由于“五水共治”和“三改一拆”还要关闭大量的企业，这也会从反面减少县的财政收入。因此，对于浦江来说，如果没有省委省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它便不可能会成功;第二，“五水共治”和“三改一拆”牵涉到众多人的利益神经，其中还不乏一些有权有势者，若是没有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即便县委书记信心再坚定，策略再好，班子再强，那些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也能将一切计划绞杀于摇篮之中。

　　其次，浦江县“五水共治”的成功跟县委书记施振强个人的作为有很大的关系。在听报告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施振强的很多不同之处。比如他坚定的信心、敢于与权势斗争的勇气、公正无私的正义感，丰富的斗争经验、善于谋划等等。可能这些都是不容易在一个基层干部身上找到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容易在当代中国官场中找到的。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临危受命的传统儒生形象，不禁让人肃然起敬，惊讶中国官场中还有这样的可敬之人。

　　最后，我认为浦江县“五水共治”的成功和老百姓的力量是离不开的。要认识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从动力上来说，浦江县老百姓改变生存、生活环境的强烈愿望在无形之中为县委县政府造成一种无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放在任何一个县长县委书记的肩上他都不能推卸，无论成功与否，都要进行改革的尝试，所以才会有浦江县委县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向无数水晶作坊发起的攻击。尽管前两次都改变的尝试都没有成功，但这是一个基础;另一方面，从声势上来说，浦江老百姓为“五水共治”的成功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备力量。这种力量可能对于直接粉碎一万九千多家水晶作坊并没有什么作用，但它却给那些有权有势的既得利益者以一种强有力的威慑，提升了县委县政府信心和力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五水共治”的推进受到有权有势的既得利益者阻碍的时候，施振强就会通过舆论宣传，调动百姓的声势来粉碎这些障碍。

　　以上三点，在我看来，便是浦江县“五水共治”取得成功最为关键的几个因素，也是对我感触最深的几个点。我的感触来自当前的形势和环境——当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交叉口，正处在深化改革的激流之中。改革能否成功，能否彻底，能否为未来中国的发展繁荣铺就一条大道，不仅要有像施振强那样公正无私、身负百姓使命、有勇有谋的的改革者，也必然要在适当的时候，发动人民的力量来粉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而这些条件却并不容易在需要改革的当前生成。从一县之治的艰难中，我看到了一国之治的困难，内心感慨万千。

　　浦江县“五水共治”的成功经验真的具有可推广性吗?这是我在内心尝试解答的第二个问题。经过一番思索，我觉得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定性问题，而是一个程度问题。我们不能说浦江县“五水共治”的成功经验完全不具有可推广性，毕竟其中有些经验点肯定是可复制推广的，也不能说这些经验是可以全面推广的，毕竟它的成功背后包含着许多特殊的因素。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我只能给出一个相对的回答：我认为浦江县“五水共治”的许多经验是不可以推广的。我的回答来自以下几个理由：第一，浦江县的“五水共治”，省委省政府是作为全省开展“五水共治”的“样板”来高度重视和支持的。这就意味着，当“五水共治”在全省八十多个区县推广的时候，省委省政府即便有心，也无力像重视浦江那样重视每个区县，这也就间接的决定了其它区县的“五水共治”不可能像浦江那样彻底和成功;第二，施振强个人作为的稀有，同样决定了其它区县的“五水共治”不太可能会彻底，特别是一些和有权有势者有关的“五水共治”问题可能会得不到处理;第三，浦江县的“五水共治”到后期已经不是单纯的治水，它实现了一种深化——企图把这种治水的成果变成一种景观，发展旅游，增加百姓收入，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这种深化对于浦江来说无可厚非，毕竟它是第一个，是“样板”，但若所有区县都这么搞就会产生新的问题：第一，这种深化会在无形之中加大治水成本，而且还可能在塑造景观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其它方面造成新的破坏，比如地质地貌，河道河床;第二，这种深化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旅游的发展，增加百姓的收入，但从长期来看却未必有效。当前这种青山绿水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旅游的资源，是因为我们整个国家的自然环境被破坏得太厉害，这种资源少，而人们有这种需求，生态旅游才发展的起来。而随着国家和各个地方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大，在不远的将来，绿水青山这种资源会遍地都是，人们也不需要再跑到某个特定的地方来享受这种生态。试想，那时候这种旅游还会有竞争力吗?老百姓岂不是又要另寻生计呢?因此，我的看法是水要治，但是没有必要过度深化，除非当地本身就有足够的其它旅游资源。

　　以上便是我对浦江县“五水共治”成功经验能否推广的一点看法，可能还算不上成熟，却也在内心深思熟虑过，权当启发。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本次调研我最感揪心的一个问题：浦江县的“五水共治”的成功，应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为什么我的心里总觉得有些古怪，甚至是不舒服?调研回来后，我反复思量和揣度原因，也有仅凭感觉寻找缘由过，但我并没有什么合适的解释，最后还是在梳理这份报告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发现了一点踪迹。

　　浦江县的“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有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有施振强这个强有力领导班子的冲锋陷阵、有百姓对改善生存、生活环境的强烈渴望，尚且进行地那么艰难，连一线的领导都真实地觉得那是一场又一场的战斗，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那想想浙江有多少个区县，全国又有多少个区县，如果全国的每个区县进行一项有利民生、合理合法、但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都要像这样“大动干戈”，都要受到既得利益者的百般阻挠，那任何一项改革的落实岂不是完全无望?当今的中国正处在深化改革的激流之中，而改革的另一面就是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面对这些集团，我们能在正确的时间挑出像施振强那样公正无私、有能力的改革者吗?我们的改革者又能适时发动人民的力量粉碎这些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滞吗?这些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想想这些，我也就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舒服了。

　　一县之治为小治，一国之治方为大治。大治不得，小治何以存焉?国之治乱，社稷兴衰，旦夕之间。得时而治，国治，社稷亦兴;失时，则国乱，社稷衰。观吾国境况，吾忧吾国，吾忧吾民。

　　以上便是我在此次调研中的所思所感，经简单梳理，作为本次浦江调研的报告。报告最后，我们要感谢学校和研究生部给我们走出课堂，走到田野真真切切的了解实际情况的机会，对于这样的机会值得我们珍惜，也期待以后会更多这样的机会。

　　五水共治社会调查报告【二】

　　“五水共治”与广大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20xx年的“五水共治、治污为先”已经如火如荼开展，为更全面多角度地了解我市垃圾河清理和污水治理情况，收集群众身边还未清理的垃圾河、污染比较严重的黑臭河，并寻找存在的各种污染源等，征求受访者对五水共治的意见建议，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在温州市统计局指导下，20xx年7月-8月，xx市统计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五水共治”整治情况民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