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已结婚，什么时候准备要孩子?”“三年内有没有生小孩的计划?”……目前，就业市场已进入“金三银四”的招聘旺季，而在这场求职跳槽的大潮中，一遍遍回答面试官的上述问题，成为了不少已婚女性的“必备功课”。她们之中，因为已有生育计划而在求职路上频遭“碰壁”的，不在少数。

　　不止在求职端。如今，对于不少女性而言，各自职场中的“婚育墙”也赫然摆在了面前。因为生育失去晋升机会、因为工作推延生育计划的例子并不难寻。而在“二孩”时代到来的背景下，许多女性也陷入了工作与家庭间的取舍抉择。

　　记者了解到，因为女性婚育问题和用人单位带有传统偏见的“招工思维”碰撞产生的就业性别歧视，在各地已存在许久也具有一定普遍性。发布的《2016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有38%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在求职或职场中遭遇过性别歧视。

　　在专家看来，要消除女性职业生涯的这一“拦路虎”，在推广普及新雇主经济主义的同时，也需要求职者、政府、社会联手为女性“正名”。

　　已婚已育求职家家公司问“孩子”

　　27岁的孙妍(化名)去年12月步入了婚姻殿堂。年后，她辞去了在重庆的策划执行工作，来到丈夫的工作地杭州开始了新的生活。在传媒行业摸爬滚打三四年的孙妍十分相信，拥有较好经验基础的她可以在这座城市找到适合的岗位。

　　制作简历、通过各种招聘平台应聘、每天多个面试电话……起初的一切如孙妍料想般顺利，然而近七八家公司面试下来，她发现婚后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吃香”。

　　孙妍说，每次面试她自认为都表现尚可，交流也比较愉快，甚至有的公司在薪金上都与其达成了初步一致。然而最后她只得到了两家公司的邀请。她坦言，相比能力和经验，似乎生育问题才是一些公司所在意的。

　　“几乎每家公司都会问到‘打算什么时候生小孩’，有的是面试一开始就问，有的最后问，还有一家互联网企业的人事主管直接问‘三年内有无生育计划’。”孙妍说，她在一家教育公司面试时认识了一位大学毕业生，后来得知这位面试时表现并不出彩的“职场小白”，在当轮“PK”中击败了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孩”政策放开的背景下，不少已育妈妈们也如孙妍一样重新感受到了求职压力。

　　山东姑娘金钰(化名)原本在一家新材料企业上班，因为工作劳累又无双休，需要照顾两岁孩子的她接受家人建议决定另寻工作。

　　“因为简历里面标着已婚，所以面试官都会问到小孩问题，而且问的很详细。我的确打算一两年后要‘二胎’，也没有隐瞒。虽然自己符合岗位要求，但可能因为这个引起了用人单位顾虑，现在也一直没有收到入职通知。”

　　针对婚后女性求职者频频被问及婚育的问题，记者也对一些企业进行了调查采访。有负责人坦言，公司或多或少会考虑到婚育因素，进而影响求职者录用。

　　杭州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的招聘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招聘中，“并不会太在意女求职者的婚育问题，还是以能否胜任岗位、能否全心投入工作为主要依据。”

　　深圳某儿童教育公司合伙人则介绍：“我们在招聘中还是最看重求职者的经验能力是否符合对应的预期要求，只有在同一岗位，竞聘者其他条件都相当的情况下，其是否处于育龄阶段才会成为考虑因素。”

　　她解释：“我们的HR管理是相对扁平式的，无论是中高层还是执行层，每个岗位都有非常具体的工作任务及目标，各个版块之间相互联动。对于初创企业而言，时间效率是异常宝贵的，如果员工正处于怀孕、生产或孕后哺乳阶段，多多少少都会减少工作时间、效率，可能会对整个项目产生很大影响。”

　　类似上述考虑员工“性价比”的思想在许多私营企业中并不少见。在杭州一家水景工程公司2016招聘启事上记者看到，在其招聘的“行政前台”岗位任职要求中明确写出了“未婚或已孕”的字样。

　　一位企业老板直言，企业也要生存，必然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员工。女性员工除了休产假完全不在岗，怀孕期间和孩子较小时，前后算起来得有至少两年的时间，加上二孩就要四年。

　　对于许多女性在求职中频频被问婚育的问题，上海唐毅律师事务所主任唐毅向记者表示：“《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而企业无权了解与劳动合同无关的信息，特别是劳动者的隐私。”

　　“企业在招聘时无权询问面试者是否生育或二孩的问题，也没必要了解这类信息。如果企业询问此类问题，我们有理由怀疑企业将会以此类信息左右是否录用劳动者。这就涉嫌就业性别歧视。”唐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