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走出一条路，这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名言。路的引申含义是心路，它不是远行要到达的某个地方、表示里程的路；这条路也不是人工修建的路，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的路，这条路通向何方，有多远多长，那是用自己的心血汗水和生命去书写和铺就的。

　　勤劳是创造幸福的基础，智慧是改变命运的前提，自强是每个有追求的人必须具备的品格，善良更是每个大写的人应该确有的本性，这些就是范亚兰具备的特质。

　　每个人如果能够具备这几点，无论身在何处，地位高低，都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大多数人对幸福二字的理解各有不同，有的人追逐名利，为官一任，名利双收；有的人追求金钱物质的丰厚，在商界中大显身手；有的人喜欢自由飞翔，游山玩水；有的人在争分夺秒用知识武装头脑改变命运改变世界，种种不同的追求，把世界装扮的五彩缤纷，使每个人的生命生活各有千秋、丰富多彩。

　　下面就说说我的同学我的好友——范亚兰，路在她的脚下，她是怎样走出一条光明的路、幸福的路的。

　　我们出生在五十年代初，这代人和共和国一起成长。我们经历了风雨和坎坷，在困境中努力奋斗，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我的同学，她付出的太多太多。

　　1964年，我和亚兰相识，刚刚上初中在同一个班。在一起虽仅仅两年的时间，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脑海里呼之欲出：她，高挑的个子，梳着齐腰的辫子，明亮的大眼睛透出一股灵气，透出智慧和坚强。她，在班级里学习优秀，在劳动中更是模范，班里的各项活动她都走在前头，是名副其实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是我们班级同学们的榜样。

　　那两年，是我们正在求知渴望学习的好时光，但仅仅两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家是地主成分被迫迁到农村。她家是富农，虽然不在强迫迁移之列，但在1968年推荐升高中因家庭成分原因而没能如愿。但没上高中现在看并没有什么损失，即使上去了也什么没学到，只看红宝书，几个月速成，就高中毕业。这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最特殊的学习时间最短暂的高中毕业生。

　　这一年，全国普遍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她也随之在12月下旬下乡。但因家里的母亲和妹妹身体不好，很快就在1969年初又回到县城。

　　这一年，亚兰结婚了。

　　虽然结婚是大喜事，但是家庭的贫困却使人难以兴奋，当然这也是不得不拼搏奋斗的起点，正所谓“穷则思变”，暂时的穷，而是变富的起点。

　　1972年，亚兰到县工程队参加劳动，一直干到1980年，整整八年哪，这八年的艰苦劳累，令人不堪回首。

　　亚兰在工程队所干的工作，全是动体力的重活，现在看，都是中青年男人才能干的。什么挑水运砖，肩膀磨破了，手指磨破了，有时候不慎，手指还被砖头瓦块砸伤，每天的工作是又脏又累，而且饮食还不能确保身体透支的需要，虽然她身体强壮，但也累的直不起腰。现在的像她这个年龄的女青年，正是需要打扮装饰自己保持美貌和身材的好时候，但那个年代，正像亚兰自己所说，天天累得臭死，哪有梳妆打扮的心思啊！因为在这八年间，她已经是五口之家了，连生了三个儿子，丈夫身体欠佳不能上班，全家的生活重担几乎都压在了她一个人的肩膀上了。但这位刚强的女汉子硬是挺下来了，而且小日子过得比谁都不差。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大一岁，穿的用的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谁见了谁都夸上几句。因为从小她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定要活出个样。这一点，在初中读书的时候就是：我不是家庭成分不好吗？我就是要品德好学习好劳动好，差一好都不干，这就是亚兰的性格，这就是亚兰的特质，宁可叫身体受累，绝不让脸上有火。她的为人，她的能干，她的家庭，她的日子，让所有熟悉她的人为之叹服。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而在东北、黑龙江这个肇源小县城却迟迟跟不上形势，人们普遍没有经商意识，别说没有，准确地说，谁也不敢经商，因为人们已经让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极左政策“割”怕了，谁敢啊！然而，我的同学——范亚兰，她就敢，她，就能敢为人先，就能先行一步。不是没有大本钱吗？我就从小本钱干起。范亚兰，这个女子，从几元钱的本开始搞活她的经济。

　　我先从她卖鸡蛋卖冰棍卖糖葫芦说起，虽然事听起来叫人心酸，但劳动是光荣的，每个人都要凭自己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因为这是正比例。

　　一开始，亚兰骑着自行车在家即县城周边的农村卖冰棍，感觉到冰棍受到欢迎后又琢磨着卖糖葫芦。自己买糖买山楂，把山楂沾成糖葫芦卖。贫困的农村老百姓那时候哪有钱啊，没钱就用鸡鸭鹅蛋换，她再回来卖蛋。但就是这，也没有有一帆风顺的。遇上风雨天，她得推车子走，那黏土泥把车带粘上就没法走；遇到村屯的狗咬，那大狗扑上来虽然没咬着你也让你心慌腿软；更可气的还有那淘气的小孩在你进屋算账的时候把你的车子推倒；还有更可恨的是还有偷糖葫芦的，趁你不注意就拿走一根。种种事情令人难以描述。亚兰说，卖完东西一路回来，如果卖得好点心里高兴是累点无所谓，遇到被偷被抢雨天路难走，那泪水雨水就交织在一起，那种心痛无法形容。

　　就这样干了两年有了些本钱了，她就不满足于小打小闹了。她从中央广播电台和亲朋老友那里听说老百姓可以做买卖了，就到沈阳等大城市进服装卖。进服装的那个状况更难以描写：她在肩膀上搭两个大旅行包，还要挎一个大兜子，装的都是满满登登实实在在的服装，上车下车累的汗流浃背，因为背的带的太多，有时候不是上不去车就让列车员给推下来。回到县城了，县工商管理所还不让卖，说是投机倒把罚她120元，当时的120元比现在的1200元感觉还多，因那时候物价便宜啊。

　　不让卖，就让辛辛苦苦揹抗着带回来的服装压仓底吗？这不是她的性格能够忍让的，因为她看到了外面发生的变化，她能够讲理，她要讲理。她到工商管理所，给官员们讲外地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大好形势，她的讲述真实感人，让大家信服。她还提出了让没有工作岗位的兄弟姐妹们做买卖的建议，她说每个人摆个摊位你们还能收点费吧，工商管理所的官员一听这不是一举两得用现在的话说是“双赢”的事吗？就这样，亚兰的建议被采纳了，县里可以让老百姓摆摊收费搞活经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