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中国文学里的用典问题

　　文字是一种传达思想、宣泄感情的工具，他的功能，在使人们对所接触到和感触到的一切人事和物象，用具体而真切的叙述或描写方法，将个人的意思充分表达出来；同时别人看到这篇作品。也能充分了解作者的意思，而发生一些启发和共鸣的作用。因此，文章的内容重在创造，不贵摹仿；文章的技巧重在自然，不尚雕琢；文章的境界重在“不隔”。不必为了“有意求工”而多用代词。而所谓创造。自然和不隔都与我现在所要谈到的用典问题，多少有些相妨乃至相反。

　　梁代钟嶸（仲伟）在《诗品》上说：“至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话，多非补假，皆有直寻。”这意思就是说：好的诗句不一定要用典故才能写成。其实何止诗是如此，就是特别讲究“有声有色”的骈文，也未尝不如此。像刘令娴的“雹碎春红，霜凋百夏绿”；吴均的“森壁争霞，孤峰限日”；萧纲（即简文帝）的“白云在天，沧波无极”；庾信（子山）的“一寸两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王勃（子安）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骆宾王的“荒径山丘，蔓草滋于旧馆；颓垣四望，拱木多于故人”；这些传神入化的“绝妙好辞”，无一不是出自个人的.意匠，经过千锤百炼而成，何曾有一字乞灵于“獭祭”[注一]

　　由此可见好的骈文，也和好的诗一样，并非硬要使用典故不可。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们试数历代的作者，愈到后来，能够“自铸伟 词”的人也就越少了。其故安在？我想这道理很简单，因为天地间的事物，固然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白乐天语），过去所累积的词汇，未必完全适用于今天；但在蕃衍万变之中，至少旧有的某些部分，由于“心同理同”，仍将不能不予保存或引用。就拿名词来说，像“清风明月”、“绿水青山”、“翠柏丹枫”、“黄鹤白鹭”等等，过去是这样，今天还是，你能说翠柏是丹，黄鹤是白的吗？李文饶（德裕）在文章论里说道：“譬诸日月，虽终古尝见，而光景常新。日月不以易代而不明，文章亦不以阅时而遽废。陆士衡（机）说明文章的作用，可以“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其原因即在于此。

　　文章的作用既是能够亿载相通，不受时间性的限制；同时，历史上的事物现象有些又是重演的，所谓“古今同概”，“ 先后一揆”；那末在文字写作上援引的故实——即典故的运用，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厚非的了。现在，我要说明文学上何以需要用典故的理由：

　　①用典可以减少文字上的累赘：因为用典的目的，即在以极少的字句来表达更多的意思，也就是要以最简要的字句来说明很复杂，和很曲折的意思。比如“沐猴而冠”、“揠苗助长”、“ 守株待兔”、“得鱼忘筌”、“ 爱屋及屋”、“投鼠忌器”等等，每一句成语都代表一个典故，也都蕴含着很丰富很复杂的意义。如果我们能把有关的故实，很适当地应用到文章里去，便可省说很多不必要的话。

　　②为议论找根据：一般人多少带有一点“信古”心理，我们在文章里发议论时，拿古人的话或事实来做议论的根源，可以争取或加强读者的信心，而使其同意文中的见解。刘彦和在《文心雕龙·事类篇》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以及他所列举书易以次历代作者“举人事”，“引成辞”的种种情形，也都不外乎这个道理。

　　③便于比况和寄托：有些不易直率表达的意思，或者不愿和不可明显说出的话，只有用比附、隐喻、暗射、衬托种种方法来委婉代言。而对这些方法在取材上给以便利的。自然要算历史中“夥颐沈沈”的故事了。像李义山锦瑟诗里的“庄生晓梦、望帝春心”，重过圣女祠诗里的“萼绿华来、杜兰香去”，解者无虑千百家，但他究竟所说何事，所指何人，除起义山于九原，别人实在无法知道。此即由于义山的身世和遭遇，颇多难言之隐。只好借用典故来抒写其“老者自歌、非求倾顾”的心情，也就不管别人的懂与不懂了。

　　④用以充足文气：临文之际，遇着意尽而文气不足的时候，可借用典的方法来济其穷。如孙德谦在《六朝丽指》中所述：“文章运典，于骈体尤为要。”。梁简文《叙南康简王薨上东宫启》：“伏维殿下爱睦恩深，棠棣天笃。北海云亡，骑传馀稿；东平告尽，驿问留书。呜呼此恨，得在兹日”。此陈古况今，并以足其文气也。倘无北海两人故事，文至“爱睦”二语，不将穷于辞乎？故古典不可不谙习也。有此古典，藉以收束，而文气亦充满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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