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北大校内两派斗争日趋激烈,甚至发生了“武斗”。我们这些被审查的对象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牛棚”里的那些时日,让我体会到人生的无助和悲苦。我原本是个热情好客的人,但自从红卫兵把我打成“陆平黑帮”后,我被彻底孤立了。一天,“牛棚”里又多了几名难友和我们一起劳动,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应该是我的学生辈,但我没有教过她,她对我十分敬重。我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并且很快从难友变成可以诉说心事的知心朋友。不久,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经常到宿舍探望我,我一时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这件事情很快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说得她哑口无言。

　　离婚激怒老丈人

　　1969年10月,我去了江西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夏天,我休假两星期回北京探亲。当时,我的脸晒得漆黑,衣着邋遢,经常独自坐在屋里看书,而章已是外语学院的“通天人物”。

　　1971年9月我再次回到北京时,章已经到了外交部工作。也就在这一年,章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第二年年底,章突然跟我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我爽快地答应了她。 1973年2月,我和章一起去了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了离婚手续。

　　我们离婚那年,妞妞才11岁,小学尚未毕业,章老已是92岁高龄,身体十分衰弱。离婚一事我不知如何对他们开口,而章胸有成竹地提出:“先办好离婚,等待时机成熟再向老的、小的交代。”其实,章早已通过关系取得了把女儿送到美国读书的名额。这样一来,女儿走了之后,她和乔冠华结婚时就少了一层阻力。关于女儿对章乔之恋的态度,在《红色资本》 (2003年3月号)栏目《红门后代》中有记载:对章含之和乔冠华轰动一时的那段忘年之恋,我的见解是“尊重但不接受”。　　我们离婚的事,章根本不敢当面对她的父亲说起,而要我转告给章老,我也迟迟没有去说。不久,听说章老受毛主席重托,即将启程赴香港促成国共和谈,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和老人谈了。我到北京医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请安,问候他的健康状况,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爸,我和含之长期感情不和,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件事必须和您说一下。”章老当时非常吃惊,继而大为震怒。他提高嗓门激动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斩后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们离婚后妞妞怎么办?”接着又问我:“是谁提出来要离婚?”我说是章含之先提出来的。章老马上问:“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说:“有了,是乔冠华。”章老马上说:“你们的离婚过程一定有文章,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来再说。”说罢他气吁吁地闭上眼睛。

　　1973年7月1日,章老就在香港仙逝了。我与章离婚一事,也成了章老心中一直未打开的结。